但是，他不能松劲儿，尤其是不能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松劲儿。他不能因为自己厌恶大比尔·赫伍德而给工会事业造成损害，也不能让财富和反动的力量取得胜利，更不能让三个被告因那些无端捏造的、无耻陷害的罪名而被判死罪。

如果赫伍德被判成杀人凶手，那么，工人们就都会被判成凶手，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惯例，以后，那些工会领袖随时都会被歪曲事实的非法指控送上断头台。这种情形如果延续下去，结果必将是正义遭到破坏，政府和法制机构沦为企业主的工具，人民民主政治瘫痪。他必须把这项从1894年戴斯辩护案就开始的事业坚持下去，那就是：向公众揭露这个社会中存在的残忍、贪婪和愚蠢，宣传建立一个更加团结友爱的国家的必要性。他的声音必须是一种和平的声音、希望的声音、充满信心的声音、面向未来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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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诺和霍利在法庭上进行的这场斗争持续了80天。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斗争，两个人都竭尽所能贬低对方。曾旁听过辩护的伍德法官的女儿说：“整个审判听起来就像发生在疯人院里一样。”甚至一个在审判中走进法庭的陌生人在旁听了一会儿之后也会惊呼：“原告律师和被告律师一定有一方是曾经损害过神圣的美国司法制度的最恶毒的说谎者、恶棍、作伪证者”，但是此案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像他想象的那样。双方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这样做是出于律师的权利和义务；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美国的司法制度才得以在时常发出运转不畅的吱吱嘎嘎的声音、甚至出现故障的情况下，继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伸张正义的作用。

霍利的辩护充斥着对矿工联合会的谩骂，而且辩护的依据完全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那就是欧查德的每一句供词都是绝对真实的。霍利说：“他的供词散发着一种神秘而又力量巨大的影响力！”作为反击，丹诺嘲讽地说：“说得好，说得好！”博拉参议员在终结辩护中也同样认为被告是有罪的，但是言辞却温和了一些。

丹诺作终结辩护的那一天，正是暑气逼人的7月中旬的一天。由于天气炎热，丹诺没有穿西装外套，只穿着一件衬衫在陪审团面前走来走去，有时他把大拇指伸进吊裤带的挂钩里，有时把吊裤带往后拉到腋窝下。在随后的时间里，丹诺正是以这样的形象而出名的。

赫伍德写道：“当丹诺站起来面对着陪审团开始辩护时，他显得高大、魁伟。他手里拿着眼镜，穿着一条宽松的灰裤子，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他讲话时，有时显得很激动。他左手插进裤子口袋里，右臂向上举着，声音低沉而响亮。当他向众人发出某种呼吁时，他的声音就变得温和而宁静，有时，他甚至是踮着脚尖走到陪审团面前开始讲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