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后，丹诺夫妇又上了火车。丹诺说：“如果亚当斯败诉，那就意味着他的死亡，或者意味着他向州当局屈服了，这会进一步危害摩耶和培提波恩的生命。”

斯波肯的大夫对丹诺病情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忽略了丹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丹诺的妻子鲁蓓像丹诺一样，也是一个性格坚韧、心地善良、温柔不屈的命运的斗士。“我们在拉斯德兰姆待了两个月，极端痛苦的两个月。我在法庭上的每一分钟都必须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晚上只能凭借热水袋勉强睡一会。热水袋里的水必须每小时加一次热，丹诺夫人细心地、不厌其烦地承担了这个工作。有时痛得实在难以忍受时，我不得不皮下注射止痛剂。我无法计算出她一晚上去过多少次厨房，她不停地用煤炉把壶里的水烧开，把热水袋加满水，准备注射器械的消毒，准备清洗耳朵用的凉开水。她用最好的砂纸把针头磨得像头发一样细。她还必须每天对注射器械进行煮沸消毒，把针头、注射用具、放置这些东西的大汤勺、药液和止疼剂都用消毒纱布包在一起，这样才不会发生新的感染。我相信丹诺夫人为治我的病所忍受的痛苦和我一样多。”

陪审团对亚当斯的第二次判决几乎和第一次完全一样。陪审团十票赞成无罪，两票赞成有罪。由于他们无法说服两个赞成有罪的陪审员改变主意，所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法官解散了陪审团，亚当斯也被再次关进了监狱里。

案子的审判造成的压力使丹诺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了，他决定去旧金山接受紫外线治疗。在旧金山，大夫们仍然对他的病症无法确诊，所以也无法从精神上减轻他的痛苦。这时，培提波恩被传唤去接受审判。现在轮到旧金山的大夫向丹诺发出这样的告诫了：如果他要回到博伊西，他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丹诺的回答是：如果他不回到博伊西，培提波恩就会有生命危险。

从旧金山到博伊西的火车上，由于不断地皮下注射止痛剂和冲洗耳朵，丹诺处于半昏迷状态，好像是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梦魇中。当他被从火车站直接送到医院时，芝加哥报纸甚至派了记者来采访他的临终遗言，而且已经准备好了他的讣告了。

然而，丹诺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被打倒的人，他不想死，他还要为乔治·培提波恩进行辩护。开庭的那一天，丹诺竟然挣扎着从床上爬了起来。这首先要归功于大夫和护士的精心照料，否则的话，丹诺是不可能站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