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说得对，但是我该怎么办呢？亚当斯出于对我的信任，完全不会与州当局合作，我也已经答应他我要受理他的案子。如果由于我的原因而导致亚当斯被判死罪，那么，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我知道我实际上正冒着生命危险来挽救他的生命，这种责任感除了律师对当事人之外，可能再也没有别人可以理解的了。”

当地报纸在报道丹诺由于身体原因从爱达荷旅馆搬进圣·阿尔风萨斯医院这条消息的同一版面上，还报道了另一条消息，联邦政府因博拉曾担任史丹内伯土地公司的法律顾问而对他进行了起诉和审判。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丹诺没有病死，博拉也没有被判死罪，他们两个人不但都活了下来，而且还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成了亲密的朋友。

史蒂夫·亚当斯案的第二次开庭审理就要开始了，由于州当局故意把审判地点转移到偏僻的北爱达荷的拉斯德兰姆，所以，在丹诺夫人、医生和两名护士的帮助下，丹诺穿好衣服离开病房来到了火车站。哈吉尔医生为他准备了一大包医疗器械，医生还特别叮嘱他：定期使鼓膜张开，每隔几小时清洗一次，所有的器械使用以后必须进行消毒。

从爱达荷到拉斯德兰姆的路途遥远而艰苦，他们必须绕道华盛顿，中间还要换好几次车。路途上的第一个晚上他们大部分时间待在餐车上，鲁蓓在餐车的厨房里一直不停地烧着开水。第二天她又去买了一个锅，先在煤炉上把水烧开，然后在一个寒冷而肮脏的车站上细心地为丹诺换药。

与身体的痛苦相伴而来的还有令丹诺无法忍受的茫然，一方面他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到底得了什么病，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这种奇怪的病痛会随时发作，损害他的大脑，以至于最后连低声说“再见”的机会也没有就彻底要了他的命。丹诺这次遭受到的痛苦令他终生难忘，以至于在他逝世之前，他还念念不忘这件事。

当他们终于到达斯波肯并在一家别人推荐的医院里检查完之后，丹诺感到很困惑：他的病看起来像中耳炎，但是耳朵后面出现的肿块却使他们无法确诊，因此也不敢贸然动手术。大夫建议他们住院，因为根据他的经验，这种传染病肯定要引起发烧，除非能立刻发现并加以控制，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他还以肯定的口吻发出了同哈吉尔大夫一样的告诫：如果他接受亚当斯的案子就等于拿自己的生命去当赌注，如果他离开斯波肯，大夫们就不能再为他的生命安危负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