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丹诺本应该为状况的好转感到高兴了，但他不能，虽然他几年前就希望能退休，能过上那种自由地写作、研究、教书的生活，但是他希望的是自愿退休，并且能挣够足够的钱去旅行、去过悠闲的生活、去享受心灵的平静，而现在这种因为失败而不得不退休的情况是他最不愿意接受的。他现在几乎可以看到自己作为职业演讲家的未来：穿着宽松的裤子，扯着嘶哑的嗓音，站在讲台上夸夸其谈，并不是因为心中有什么强烈的或者美好的感情需要表达，而只是为了挣口饭吃。对丹诺来说，这样的未来并不太安全，他从来没有把演讲看成是可以用来谋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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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一位身材矮胖、眉毛粗硬的名叫彼德·希斯曼的俄罗斯移民后裔请求丹诺让他加盟丹诺的律师事务所。他刚刚从法律学院毕业，是在一次社会主义者的聚会上认识丹诺的。当时希斯曼讲话带着浓重的口音，模样也不太招人喜欢，显然不可能给丹诺的事务所带来什么生意。不过丹诺很喜欢这个年轻人身上的一股劲，以前他在雇用伊塞尔·曼克拉斯基小姐时，曾告诉她说：“我们都是激进分子，我们应该彼此照应。”出于同样的理由，丹诺同意他进入自己的事务所里工作，并且在日常工作中指导和培训他。这件事已经过去20多年了，希斯曼现在终于有了可以报恩的机会了。当有人告诉他说丹诺已经完全放弃了律师工作，他就找到丹诺，大声对他说：

“你不能这样。如果你住在芝加哥却不开业，这就等于默认你是有罪的。”

“不，彼德，我已经跟法律完全没有关系了。”丹诺回答。

“如果你现在就放弃律师工作，”希斯曼坚持说，“不出几年，你就会变成一个落魄的书籍推销商人。”

“可是我没有当事人呀，没有人来找我。”

“别着急，你很快就会有的。”

丹诺摇了摇头，谢绝了希斯曼的好意。

随后的几个月里，每当有人告诉希斯曼：“我们听说丹诺已经放弃律师工作了”，希斯曼总会回答，“他不能退出，他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如果他需要我的话，我很愿意和他一起工作。”不久，这句话传到了丹诺的耳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