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终于结束了。自从和鲁蓓结婚以来，他除了她以外再也没有爱过别的女人，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她。他知道，他也常常告诉自己，她是自己所遇到的最好的女人。过了一段时间，鲁蓓意识到情况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严重，她平静了下来，丹诺也平静了下来；他做了解释，她也做了解释；他道了歉，她也道了歉，他们像大部分婚姻基础牢固的夫妻一样，又开始携起手来共同向前走。他们的婚姻遇到过困难，也曾使双方痛苦过，但是他们已经互相理解，互相宽恕了，他们的婚姻又有了新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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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渴望正义的人来说，战争年代是非常痛苦的。尽管美国没有受到进攻，也没有处于可以想象得到的危险之中，但是国家还是陷入了一种恐惧状态，所有的审判都停止了，法律机构也完全瘫痪了。

根据1917年通过的《间谍法》和1918年通过的《煽动叛逆法》，2000名包括编辑、牧师、教育家在内的美国公民以宣扬美国不应该参加战争、为厂商提供制造军需品的许可证明，从而非法骗取数十亿元的公用基金、建议政府改进或者改变政治策略和对国会或者政府的某一职能部门的行为提出批评等罪名被捕入狱，分别被判处10~20年的徒刑。除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遭到棍击、九尾鞭抽打、身体涂上焦油插上羽毛等惩罚，原因分别是：拒绝购买自由公债、拒绝订购红十字、拒绝服从征兵命令、发起和倡议建立世界和平联盟以及在国内提出对国家不忠诚的言论等。

大学生、神学院学生、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以及愤怒的农民不断举行集会，但是都遭到了大批自封为“侦探”的警察的驱赶。法官和陪审员也一样变得狂热起来，公民的自由陷入了内战以来最彻底的瘫痪状态。

虽然丹诺一度曾认为参战对美国来说是必要的，但随后他就陷入了一种痛苦而无能为力的状态中，看到了战争给法律带来的极度混乱。在一个“政府和报纸鼓励人们谴责、鞭打、枪击、监禁和杀死所有社会异己分子”、所有的男人或者女人可以不经过审判就被监禁的国家里，辩护是不可能的，即使对于一个以辩护为生的职业律师来说，也是如此。他不仅必须成为一名辩护者，而且还必须成为一大群辩护者，即使这样，他那扩大了几倍的声音也还是不可能被听到，因为任何替那些被指控妨碍战争计划的男男女女辩护的企图，都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和流血事件。

丹诺一度认为，这些压制言论自由的法令虽然残忍、愚蠢、暴虐，但是，在这个陷入了世界战争狂潮的国家里，它们只是长在国家肌体上的、并非意料之外的“脓包”。一旦战争结束，和平来临，“我们的年轻人返回家乡”的时候，这个“脓包”就会慢慢消退、自然消亡的。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战后更严重的疯狂。当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让位于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战争时，这种疯狂就演变为一连串肆虐全国的充满仇恨的诉讼案。面对这些毫无道理的诉讼，丹诺不再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因为这些诉讼是在他的战场——公共法庭——上进行的。他提高声音，以自己在那个时代里最精彩的辩护，来反抗这些诉讼，而此时，没有什么能比精彩的辩护更为公众需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