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并不独善其身，一直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甚至还有点好打抱不平。她晚年在纪委工作，主持公道、敢于碰硬，一些案件到她手里总是一抓到底?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一个时期，人们对有的高干子弟意见很大，刘英经过调查了解，就约帅孟奇、章蕴求见胡耀邦反映情况。总书记说，再忙，也要抽时间见一见几位老大姐，并耐心地听她们讲了两小时，最后表示，他知道的比她们讲的还多，但处理起来有一定难处，只能慢慢来。在向我转述这件事时，可以感受得出她的义愤和无奈。后来她从纪委的岗位上离休，但不知怎么把她传成了“清官”，一些干部群众以及失散了的老红军（包括那位著名的西路军妇女团长），还是找她告状和解决问题。她经常收到各种书面材料，仔细阅后都转请有关部门处理，并且不厌其?地催问结果。过了一阵，领导上找她谈话，要她注意身体，少操点心，以免影响健康。又不久，她的关系也转到了中办。她在讲完这件事的经过时说，什么注意身体，还不是让我少管闲事，少给他们添麻烦。从此，她也确实尽量不管“闲事”，有告状材料只是照转，不再催问，慢慢地也没多少人找她了。但她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党风。谈起某些贪官污吏和腐败现象，也多是苦笑而已。

四，意志坚定 党性超强

刘英的意志坚定和党性强是早就出了名的。连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采访她时，也感到吃惊，说这么个风都能吹倒的瘦弱女子竟能走完长征，真是不可思议。而且她参加长征，既不是跟着行军，也不是坐着担架，还担负着重要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她就同张闻天开始了恋爱，但不管人们怎么劝说，她就是坚持长征途中不结婚，而且说到做到，直到中央在陕北落脚。

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可是一次严峻考验，更表现了刘英大姐的坚强。经过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和外交部党员大会先后一两个月的残酷斗争，她决不乱说，也并未低头。她坚决否认自己反党反毛主席，说张闻天在庐山参加反党军事俱乐部她丝毫不知，还否认张闻天里通外国。当外交部党委拿出定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决定逼她签字时，她写了“组织服从，思想不通”八个字，同时给毛主席写信上诉，托杨尚昆转达。毛看后作了如下批示：“刘英信。请恩来、陈毅、安子文、帅孟奇各同志一阅，然后送交少奇、小平、彭真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存。刘英问题是否应与闻天的问题的处理有所区别，请你们办理研究，适当处理。毛泽东（一九六0年）三月廿日”。陈毅在他的名字上方写道：“一，以不划右派为宜。二，需要向外交部干部解释此事，我当负责处理此事。”周恩来在他名下写的是：“同意陈毅同志意见，同意与张闻天处理有区别。”就这样，她得到个严重右倾和严重警的处分。她也知道毛主席有了批示，但问外交部领导，都推说不知道。直到“文革”后甄别平反，还要给她留个尾巴，说运动中态度不好。她拒不接受，去找当时的组织部长胡耀邦。胡说，“态度不好就是立场稳。做得对嘛。”十一届三中全会，她当选为中纪委委员，第二天部领导就派人向她宣布，原属错案，一风吹了。

相形之下，我就没有经得起那次考验。当时我虽任办公厅副主任兼党组秘书，但跟张闻天十多年，又作了他部分政治秘书的工作，所以，自知在劫难逃。只是出于个人崇拜的思想和自己过关（最怕开除党籍）的私心，没能顶住压力，还参加?对张闻天的揭发批判，酿成了生平一次最大的错误和遗憾。我固然受到比刘英重得多的处理（定为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的处分），但一直感到对不起恩师和师母。所以“文革”后得知刘英大姐回到北京，就赶快给她去信，检讨错误，要求会见。她也立即回信，约我相会。见面后，对我的检讨只说了一句“毛主席叫揭发批判谁能不听”，反而谈到我受连累、影响前程的话（在会见原驻苏使馆干部时她也为大家受到连累而道歉）。这真令我无地自容，也体现了刘英同志的博大胸怀。几十年来，我总感欠张闻天和刘英的?要还。这就是我上面说的改行、补过的原因。

刘英不但意志性格坚强，她的党性、组织纪律性更强。她参加革命后确实做到了一切交给党，一切服从党的安排。在多年的相处中，走南闯北，我从未见到她对调动工作提过意见。只要组织决定，总是二话不说，收拾行李就走。但对提职提级，她却有意见就提。例如1958年中组部建议提她为副部长。帅孟奇和安子文都说，刘英无论按资历按工作都应提，在那些还在工作的老大姐特别是当时留苏的老大姐中，就剩下她一个人没提了。在办完手续报请国务院任命时，周总理曾专门去他们家作解释，说刘英早就该提副?长，但张闻天任常务，她就不好对外，因此建议：或提升后只对内不对外，或党组设常委。可刘英都拒绝了，说总理早已批准她享受副部长待遇，何必再另搞一套。同样，她的行政级别也是定后再未动过。

说刘英组织性纪律性超常的强，就是说她对党的决定和组织意见可以做到绝对服从，思想不通也服从。这里只讲近年的几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