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刘英和张闻天

提起刘英，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张闻天。他们两人确实在许多方面也是无法分开的。这对夫妻，长期以来就一直受到人们的?佩。因为无论是处于顺境（很少）还是逆境（长期），他们都相亲相爱，形影不离，感情始终不变。但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之类的形容词句，用到他们的身上却不尽合适。这不仅由于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遇到的“甘”和“荣”很少，也不同享，更重要的还是他们的品德和性格具有自己的特色。从刘英方面来说，比较明显的可列举以下几点。

不以夫荣，不计夫累。刘英结婚时，张闻天正处于事业的顶峰，担任党中央总书记，领导全党实现着重大的战略转变。因此在她婚后，毛主席等领导人就按中国封建习俗，戏称她为“娘娘”。但她并不以此为荣，更不以?娘娘”自居，还是照常上班，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变化。延安整风开始了张闻天政治生活的大滑坡，七大后虽然仍为政治局委员，却只领导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而刘英还是跟先前一样，见人有说有笑，好像张闻天地位的变化与她无关。有人说，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和后来做外交工作，又是进入“顺境”，甚至“风光一时”。其实大谬不然。在东北他先做的是相当于现在地委的小省委书记，刘英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两个人不畏艰苦，并肩战斗，作出的剿匪、土改和建设成绩都居全国前列。至于外交，张闻天可说创下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政治局?员出任大使和副部长这一空前绝后的特例，而且有时还要受违反常规和惯例的歧视。如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团员有时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饶漱石、陈毅、刘长胜等，却没有身为政治局委员的驻在国大使张闻天，连一些兄弟国家的人士都不理解。对于这种处境，刘英仍然泰然处之，安之若素，不但积极做好本职工作，而且在同中央领导或下级干部接触交谈中，也还是自然大方，毫不在意的。她的这种精神和风度，当时就深得人们的赞许。至于1959年后她受的连累就更不用提了。她也看不大起那些在丈夫风光时结婚并和睦相处、丈夫一倒霉就离婚、丈夫得?平反后又回过头来的人。

坚持独立工作，决不依赖丈夫。刘英生平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嗜工作如命。在同张闻天结婚后，她不但坚持工作，而且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做那种纯粹挂名的个人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差事。她多次和我谈到，有些人参加革命后嫁个首长，就一直当“太太”，实际上只享受不工作，丈夫去世后还享受其待遇。她对此颇不以为然。在同张闻天一起工作时，她也是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不利用夫妻关系走后门、图方便。例如在外交部，张闻天任常务副部长，她当部长助理兼人事司长，但干部工作分工由另一副部长管。所以有关人事司管?范围内的干部问题，她一般都是先找主管副部长研究后提交党组讨论决定，很少事先同张闻天商量，张闻天也不干涉，所以有时还出现党组会上他们两人意见不同发生争论的现象。在张闻天平反后，她也绝不沾一点光。中央办公厅提出她是否再回到他们以前的院子住，她坦然拒绝，只求按对她这级干部的标准分一套公寓房子，不再享受张闻天生前的任何待遇。我有时还和她开玩笑，说刘英同志的待遇是七十年不变，现在又恢复了中央苏区时的省部级。近二十年，张闻天的著作整理出版不少，但稿费她不但自己在世时没要，而且也不留给家人，生前和身后都全部捐给?有关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她还一再给我们打招呼，宣传张闻天可以，但要实事求是，不应任意拔高，更不要宣传她。

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在丈夫身居高位时不沾一点光，在丈夫倒霉时又甘愿厮守一起，有难同当。这就是刘英大姐的人格力量所在。她和张闻天结婚四十年，有一半时间是在歧视和屈辱中度过的。即使在这期间，她也并不消沉，仍然达观，相信乌云总会有一天散去。被剥夺工作权利固然是她最大的痛苦，但她想得开，没有工作，就全力照顾丈夫，使张闻天能够读书和研究，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流放广东肇庆后，她真成了多面手，不?要买菜、做饭、誊抄文稿，还要冒着严寒和酷暑在门外放哨，看到监视人员来，就以咳嗽为号让张闻天将文稿藏起。谈到她后来戴上眼镜，她说就是烧饭用的柴湿，被烟熏坏了。张闻天对她也是关怀备至，怕她出去买菜在泥泞的道路上摔跤，还特意找了根树枝给她作拐棍。两人就是这样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度过了那段灾难的日日夜夜。什么叫“相濡以沫”，请看张闻天和刘英的“文革”岁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刘英，就没有张闻天的“肇庆文稿”，甚至晚年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在张闻天死后，又是刘英设法保存了他的遗稿和各种资料，还全力支持、帮助张?天的研究和《张闻天选集》及其他有关书籍的出版。所以在张闻天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中，也包含着刘英大姐的重要贡献。

三，严以律己 疾恶如仇

刘英大姐长期做干部和纪检工作，一直坚持“正人先正己”的原则，和张闻天一样，对自己和亲属要求特别严格。这方面我的所见极多，这里只能列举数例。初来外交部工作时，按周总理指示，她享受副部长待遇，配有专车，但她当时就上交了，和张闻天合用一辆车。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下放劳动十六年，“文革”后，江苏省领导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按老人身边可有一个子女的规定，将虹生调到南大当图书馆馆员。后来刘英回到北京住，邓力群曾找我商量，想把虹生调来北京。结果一问刘英，她坚决反对，说来北京容易和某些不争气的高干子弟（从小的同学）混到一起，出了事她可管不了。不仅不让来京，她还专门写信给匡亚明，要对虹生加强教育，不要让他搞出差采购等事。虹生现在还是南大的退休馆员。她和张闻天的存款，在闻天去世时就已交了党费。移居北京后又时有募捐，她总是慷慨解囊。1980年前后，王震发起成立中小学教师奖励基金会，要她和帅孟奇等老大姐带头，她当即将所有工资捐出。结果弄得经济上一时捉襟见肘，她的保姆就找我告状，说大姐不让她买鱼肉和贵点的菜，这样下去会影响身体。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在她身上始终体现着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在她1999年1月18日交给我的一批有关张闻天和她的材料中，有她在1990年4月21日预立的遗嘱，其中就提到她节余的工资全部交党费等内容。刘英大姐真正做到了“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论短长”。她保持了一世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