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长期白区工作领导者

孟用潜生于1905年河北深县，原名孟坚，是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他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奉派到福建，任青年团省委书记。1928年春，当选为福建省参加六大的两名代表之一。大会期间曾担任组织、宣传、青年、职工、土地和苏维埃六个委员会的委员。会后去东北，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协助时任书记的刘少奇工作。在东北期间曾两度被捕，一次是同刘少奇，一次是同陈潭秋。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保守党的秘密，两次都由党组织成功营救出狱。1932年派往西安，曾任陕西省委书记。一年后调到平津地区开展工作，代理过河北省委书记（大跃进期间，我们一同去河北参观，他还领大家去保定师范，讲过他们当年搞学生运动的情况）。抗战期间，曾积极参加宋庆龄、路易?艾黎等人发起的工业合作协会组织，在山西、河北一带活动，组织工人生产自救和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一度去上海工作，1948年调回解放区，任华北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委员。建国后任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1950年11月起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主任先由薄一波兼，后为程子华担任），直到1956年“上书言事”受到毛主席批判和免职为止。

二，参加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前前后后

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曾设想用苏联拒绝出席联合国各种会议的办法，迫使联合国把原由蒋介石集团代表中国的席位转让给我们。所以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他就建议中国立即任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和组建代表团。毛泽东听后当即照办，指派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为代表和团长。国内也很快组成了中国外交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高规格代表团：副团长李一氓、秘书长刘贯一，军事参谋团代表耿飚、托管理事会代表冀朝鼎、经社理事会代表孟用潜，以及陈忠经、钱三强、王铁崖等一批专员和几十名各方面的工作人员。我也是其中一个，当时被安排了个内部管资料和研究工作的组长。那时从外地调来的人，都集中住在赵堂子胡同前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公馆；原在北京工作的人可暂不集中和脱产，只是常来代表团开会和熟悉业务。孟用潜就属于这种。他为人老成厚道，没有架子，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代表团的人就借用李白对孟浩然的称号，叫他孟夫子。由于他的夫人赵韵霭已被调到我主管的资料组，有了这层关系，他和我的接触也最多，经过一年多的来往竟成了忘年交。后来联合国去不成，代表团解散，他留守原岗位未动，我却跟张闻天去了驻苏联大使馆。从此天各一方，不想一年后又在莫斯科相逢。

那是冷战后为了沟通两大阵营之间的民间贸易，1952年4月召开了个国际经济会议，有49个国家的?商业者、工会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和经济学家参加。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国际贸易促进会主任南汉宸，团员记得有章乃器、罗隆基、雷任民、刘子久、孟用潜、陈翰笙等。当时按中央规定，一般出国代表团都得接受驻在国使馆的领导。因此,这个代表团除国内审定的大会发言稿外，团员临时的发言稿也要大使馆审阅。由于我是使馆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就将同代表团联系和看稿子的任务交给了我。在那十多天里，和我接触最多的自然是孟用潜。

这次会议在新中国经济外交上的有重大意义。它对我们开展同未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贸易起了不小作用。例如会议期间，南汉宸邀请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三位日本代表访华，他们就直接从莫斯科来到北京，签订了第一个中日贸易协定。两国间的民间贸易和历时很久的“以民促官”活动，也是从此开始的。

三，孟用潜“上书言事”

建国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实行全盘苏化，照搬斯大林模式。农业上学苏联，就是大搞集体化和剥夺农民为城市及工业建设积累资本。1956年，是毛主席推行大办农业合作化、掀起全国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顶峰期，同时还要对粮、棉、油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所谓“三定”，把主要农产品掌握在政府手里，也就是此后?行多年、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和长期影响人民生活的“统购统销”。再加上两年后实行的户口制（据说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立此制度）等，农民就被钉死在农村，成为不能进城、不能吃商品粮、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二等公民，也是产生现在这种大量农民工和出现春运奇观的根本原因。对统购统销政策当时有许多人想不通或不以为然。孟用潜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长期从事工合运动和供销合作事业，对合作化问题有很深研究和很高造诣，对农村经济也有独到见解，因此不同意实行粮棉等的统购统销。他认为，三定很难准确，定产和定购容易偏高，定销可能保证不了?这就会造成农产品物流不畅，特别是贫困户得不到解决温饱的返销粮。而且铺的面太宽，要求又急，很容易出纰漏，因此建议还是用加强供销合作的方法发展农业，比较稳妥，也见效快。于是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的看法。结果被扣上反对统购统销的帽子，于1956年4月免去了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的职务，回家待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