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赞成统购统销，毛主席极为恼火。直到1957年1月18日，他还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批评说，“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她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因此，“孟用潜上书言事”就成了党史上风传一时的事件。

孟用潜长期从事白区工作，职务时上时下已习以为常，对于免职一事并不特别在意，不过对闲居家中不干活儿总觉得有点闷，幽默地称自己是“坐家”（作家的谐音）。由于我这时已从驻苏使馆回到外交部工作，所以他就常找我?天。每次谈到他的“上书言事”，总显得不大在乎，还是笑眯眯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错，也不同意毛主席的批评。只是很少提对毛主席批评的意见，而是多次表示了对陈云的不满，认为他不懂农民和农村经济。

四，出任国际关系研究所长

大约是1957年四五月，他们夫妇接连三次来我们家串门。直到最后一次，他的夫人赵韵霭才说，孟夫子是有事要找你谈。什么事呢？原来是他被免职后，中央决定让他到天津南开大学当校长，他不大愿意去，听说外交部正在筹建国际关系研究所，他想来搞点研究工作，要我帮他向张闻天反映。我表示完全赞成。

谈到这里就不能不附带提一下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张闻天。

1955年初，张闻天从驻苏大使任上回到外交部，以前任总书记和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当上了一个“授权有限”的外交部副部长。对这一明显的歧视性安排他倒没什么情绪，仍然是全身心扑到工作上。只是有点像三国时的庞统当耒阳县令，一些日常外交事务似乎不够他做的。他根据现有条件和处境，除做好外交工作特别是大力推动业务建设外，还决心全面开拓和发展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用他给中央报告上的话说，就是“发展国际问题学科和培养国际问题研究干部”。他的计划是创办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门机构，以及相关的学校（即后来的外交学院）、出版社（即后来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图书馆（未能实现），而且齐头并进，招兵买马找地址。正是在这个时候，孟用潜找上门来。对于这个以前在代表团就已了解其水平和人品的老同志自愿来研究所坐冷板凳，张闻天自然欢迎。所以等我一说完，他就当即拿起电话同刘少奇谈。刘少奇表示同意，只是说南开大学可是一个好几千人的大单位，你那个研究所才只管几十个人。刘让他找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办手续。结果办得很顺利，1957年5月7日调动，6月5日孟用潜就已走马上任了。张闻天也对研究所抓得特别紧，经常找孟用潜谈研究所的问题。他有个习惯，就是利用礼拜天找下属单位的领导人上公园，一面散步一面谈工作。在我的印象中，他先后找孟用潜谈的次数最多，在部属单位参加研究所的讨论会也最多。只是由于“文革”后对张闻天的平反在外交部搞得很不彻底，1959年错误批判的影响并未肃清，所以张闻天在创办几个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时起的作用就被尽量淡化。例如国际问题研究所在编成立50周年纪念册时原来约张闻天当年秘书萧扬写了一篇介绍情况的文章，后来竟被弃而不用。连孟用潜头十年的工作和成就也只作了点极简略介绍，在所史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

由于张闻天邀我协助他抓一下外交部的调研工作，所以我和孟用潜的接触也最多。他对研究工作确实兴趣大、底子也厚，一开始就组织经济室干部研读《资本论》。他还嫌中文翻译不够好，自己直接读英文本（他的英文极好，曾负责过《毛选》的英译工作）。在外交部特别是张闻天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很快就集中了大批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写作和出版了大量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孟用潜在研究中，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论述有很大不同，还准备写一本新的续篇。在他的主持经营下，研究所不但在国内处于领先（也是独一无二）地位，而且在有些方面还很快赶上了世界水平。他也以研究世界经济出名，还被有的人称为“中国的瓦尔加”（著名苏联经济学家）。

他除担任所长外，还有好几个与国际和外交有关的兼职，在开拓和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上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国际问题研究界所不应忘记的。

谈到我们的忘年交，还有些事可以一提。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我因受张闻天牵连被戴上反党宗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受到严重处理后，外交部领导成员中惟一来看望过我的就是孟用潜。1964年部党组调我去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他表示热烈欢迎。但是另一位忘年交李一氓却建议我离开外交部，说在这里将会长期受压，还不如到地方上去或许能找到用武之地。我一想也对，于是写了要求调走的报告。他先是坚决不放，后在氓公的说服下还是毅然同意放行了。只是由于很快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没能去成地方，又被外交部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