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工作是相当紧张的，队员们为访贫问苦、开调查会、查账、写材料等，往往要熬到半夜。但宦乡和我却有点超脱，聊天的机会很多，古今中外，海阔?空，无所不谈。白天吃饭虽然不一定能安排到一家，但晚上却住在一起，一个炕上并排睡四个人：宦乡、我、他的秘书和地方上配备的警卫员。炕前凳子上放一个大尿盆。由于白天吃稀糊糊，晚上起夜特勤，每晚总有三四次。往往是宦乡先醒，他尿完喊一声：“何方，尿！”我用完再依次传去。这还被地方干部说成阶级友爱的表现。宦乡又勤奋好学，每天六点钟起床，然后到野外朗读法文。我那时由于受张闻天牵连，已决定改行做地方工作，所以也不再学什么外文了，只是随便读些古文诗词之类的东西以打发时间。后来地方没有去成，又被调回外交部参加文化大革?。

三，一同走进社科院

文革中宦乡也受到冲击和迫害，不过他解放得早一些，1976年就已被派出国任大使。1978年回国后被排挤出外交部，由胡乔木要去当了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分工管国际问题研究和对外学术交流。我是1979年经过斗争获得平反后，主动离开外交部转到社科院的。从此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十年，直到他1989年去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彻底扭转了国内工作方针，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外交政策的执行却基本未变，还是认为世界大战只能推迟但不可避免，对外仍以反修为主，坚持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因此，1979年就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成立了一个借住钓鱼台国宾馆，继续在理论上反修的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由胡乔木任组长，宦乡为副组长。我在得到平反转到社科院后，也被安排到这个小组，并且代替调任中苏谈判副团长的李汇川兼管小组一些具体事务。因为胡乔木只是开头时来和大家见了一次面，以后再没来再没管过。宦乡忙于社科院的事，也很少来，所以需要一个跑腿管日常工作的人。好在借调到小组的人都是社科院、新华社、人民日报、中联部、调查部等有关单位挑选出来的研究骨干和笔杆子，可以做到人自为战，不用怎么多管。小组的任务也简单明了，就是研究苏联是怎样变修的，最后写出一本《社会帝国主义论》之类的书。在我的印象中，宦乡的主要精力并不在反修问题上，而是关注整个国际问题和开辟对外学术交流，所以对小组的研究工作他并没有多管，也很少布置什么具体任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小组虽然出了不少简报和文章，但对苏联是怎样变修的这个中心任务，似乎越研究越糊涂，距离写出最后成果也更望不到边了。在原单位任职的借调人员又经常回去干本单位的工作，使得小组越来越松散，上面更没人管了。正在这时，钓鱼台国宾馆决定开放营业，并向小组讨要每日三千元（一栋楼）的食宿费，否则必须限期搬走。在这种情况下，宦乡只得报告胡乔木，说明中央交来的任务实难完成，因为我们指责苏联变修的那些理由大多站不住，在某些方面我们更甚于它。而且批判苏联变修，势必批到斯大林，这又和我们维护斯大林这把刀子的主张相违背。因此建议写作小组人员先回各自单位，等中央有新指示时再召集到一起。鉴于这个小组的成立是由于中央的决定，在中央没有明令取消前也不宜自行解散，还得留个架子，乔木和宦乡照旧挂名，再留社科院两个人支撑门面。这就是我和李慎之一时成了宦乡的哼哈二将的原由。既然钓鱼台国宾馆不让住了，我们两人就搬到了同为胡乔木主管的文献研究室驻地毛家湾（原林彪家）大院。

由于研究苏联变修的任务放弃了，宦乡就带领我们两人筹建社科院的国际片和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原来社科院研究国际问题的只有一个从科学院划拨过来的世界经济研究所。但宦乡的雄心很大，想再成立七八个地区和国别研究所，使研究范围覆盖全世界，只是他能使用的人只有我和李慎之。他原来的打算是由我筹建苏联东欧所，李筹建美国所。后来由于时任中联部部长的姬鹏飞对研究工作没兴趣、嫌麻烦，就提出将该部所属的苏联东欧所、西亚非洲所和拉丁美洲所三个研究所的人员和设备成建制地移交社科院。于是宦乡就派我代表社科院去同中联部谈判接收事宜，我也被换成筹办日本研究所了。后来又将社科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完全接过来改建成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此外还成立了一个世界政治研究所，但存在不到两年即被取消，改建成西欧研究所，而将世界政治的研究划归世经所，改称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宦乡就在社科院建立了一个由八个研究所组成的国际片。建片之初，宦乡除设立会议室、阅览室，调来三个秘书，从有关单位交涉按期送来各种内部国际研究资料等以外，还拟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如定期开所长联席会和务虚会，由他向大家吹风（传达来自上面的精神和信息），讨论国际问题和拟定课题、研究分工合作等。对阅读文件也作了规定，哪些文件只能阅读到哪一级。但这个国际片兴旺的时间不长，宦乡因兼职太多，后来交我照顾。及至我离开日本所，国际片也就很快被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