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建国后，由于我们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根本谈不上对外学术交流，反而是着重于清除和防堵资本主义的影响。1955年?一个时期，张闻天曾设想在学术上实行一定开放，但也只限于有选择地翻译出版一些西方书籍和材料，还得报经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另外就是派学界人士出国去苏联，进行参观学习，恐怕算不上什么学术交流。就是这样两项活动，后来也随着他的被打倒而基本上停顿了。新中国真正有对外学术交流只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在这方面，宦乡起了开山的作用，因为他具备几项必须的有利条件。例如：干过三十年外交，了解西方世界情况又精通英语；研究国际问题四十多年，早已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身为社科院副院长，有开展和组织对外学术交流的权力和号召?；具有独特的胆识和气魄，敢做敢当，许多事可以当场拍板定案，不大受一些旧条条框框约束；对开展学术交流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不嫌麻烦，不怕劳累；身体也好，经常是单身出国，不带秘书和助手；一直保持学者作风，平等待人，没有架子，和中外学者都谈得来。正是由于宦乡具有这许多有利条件，也是基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就被推上了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的领军地位。还在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期间，不到一年，我就作为他所率领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出国三次（美国两次，日本一次）进行学术交流。按照惯例，我们也得同等接待对方，在国内开专题讨?会和组织参观游览。就这样，中国的对外学术交流在1979年前后就由宦乡带头给全面打开了。

但是，对外学术交流是国家对外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取决和服从于国家对外政策。所以宦乡推动的学术交流就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受那时政策的约束。文革后开始逐步实行的对外开放，多着重于商品贸易和技术引进，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主要还是严防外来影响，这就使学术交流慢了半拍。而且中央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执行的对外政策，文革结束后好长时间也没有改变，不但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认定战争的主要策源地是苏联，苏联又亡我之心不死，所以就要?续并更为加强过去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在进行学术交流中又必须同中央的这种判断和和对外口径保持一致，何况头几次出国代表团本来就是从写反修文章的班子（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为主组建的。这种认识实在落后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连西方国家的学界都很难认同。例如他们主张东西方关系应当缓和，认为这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各国的共同利益。但我们认为缓和只对苏联的侵略扩张有利，主张缓和就是绥靖主义。邓小平公开提出并批评的“索南费尔特主义”，虽然索氏本人在参加交流时一再进行辩解，我们还是紧追不舍。又如我们反对美苏妥协，要求日?增加军备等，西方学者就很不理解，讨论会往往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已。由于中方发言口径基本一致，有些美国学者就说，听苏联人发言等于读《真理报》，听中国人发言也无异于读《人民日报》。同样由于政策的关系，交流对象开始几年还只限于美国、日本，后来才逐渐扩大到欧洲。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学术来往已经很晚了。这种思想的僵化和作法的拘泥，直到1985年前后才逐渐放开了，宦乡带头启动的对外学术交流也很快普及到了全国。

五，推动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

宦乡在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就着力于推动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10月，中宣部、国家教委和社科院联合召开了一个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宦乡担任了国际问题研究这一大组的负责人。这个大组存在了两三年。各组的任务，就是建立一种机制，可以召集会议，讨论有关工作方面的问题、交流情况和经验、研究发展和分工等。宦乡对这一工作极其重视，他不但和各地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保持联系，还定期和不定期地到各地去开会作报告，了解那里国际问题研究情况，和各地领导商谈建立研究机构，培养人才，交流经验等。为了便于对外和对内的学术交流、促进国内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对党和政府起点参谋智囊作用，经他建议并得到中央批准，成立了一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这个组织一建立就很快开展活动，就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对外关系中的问题经常向中央提出报告和建议，宦乡还亲自或派人到国内一些地方如上海、武汉、沈阳、深圳等地开会作报告，推进各地的研究工作。经过十年左右，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努力下，我国的国际研究已初具规模。单以研究机构和专业研究队伍的数量而论，据我在对外学术交流中的了解，估计已超过美、苏（俄）、日本等世界大国。当然，随着机构的增加和队伍的扩大，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研究成果也在大量出现。这些成绩的迅速取得，自然包含着宦乡的操劳、奔波和心血。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外交问题的拨乱反正上，在开辟对外学术交流上，在推动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上，宦乡都起到一定的带头作用，这是前一代研究国际问题的人普遍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