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宦乡在推动和开展国际问题的研究上并不是没有遗憾的。最大的遗憾，我看就是他有些壮志未酬。例如他开始搞对外学术交流，就想在中国办一个似美国《外交》季刊（后改为双月刊）那样的刊物，经常发表一些有分量的文章，不但讨论国际形势，而且公开讨论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出中英文版。在资金赞助、出版发行问题上，他都已找到对象并和人家谈妥。只是主编和班子没有落实。他曾设想让我做主编，但几经商谈我对他泼了冷水。因为我坚持中国还没有这种百家争鸣的宽松环境，而外交又是敏感区域，稍有不合官方口径的文章，不是送审时被枪毙，就是事后遭到追查，以致受到封闭和其他处分。显然，大的环境并不允许宦乡把国际问题研究真正搞的活跃起来。而且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也很难分开?他和汪道涵支持在上海创办的《世界经济导报》，曾以“打擦边球”一时闻名中外，但是不光经常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后来还被查封，主编钦本利和几个有关人员受到严重处分。多亏宦乡此前已经亡故，否则也可能受到牵连。

六，做中央的参谋和智囊政策建议

在1980年代，宦乡就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上报中央的建议和条陈实在不少，有些我还曾被吸收参加。总的看，他的建议、条陈以至公开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对于中央改变世界形势的原有看法（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和放弃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等重大问题的拨乱反正上，是做出过一定贡献的。例如人们普遍认为，改革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因而把1978年算成改革开放的头一年。实际上，三中全会不但没有提到对外开放，还肯定以前“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直到1982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还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仍然“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不但在三中全会前，而且在三中全会后几年，我们对世界形势还是坚持极左的估量（认为我们已处于“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仍执行“准备打仗”、“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外交政策使自己处于完全脱离实际和完全孤立的境地。这时的实际是什么呢？国际上是形势趋向缓和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要落实三中全会确定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目标，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根本不行的，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实际上也就是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开放。国内形势是扭转经济上走向崩溃边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必须实行拨乱反正，开创出一个比较宽松的局面，使长期禁锢的思想得到解放；各界人士已渐次大开眼界，审视全球，推动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事先的设计，而是基于客观形势的推动，自下而上逐步促成的。其中，宦乡就出了很大的力气。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1979年宦乡率团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当时他已感到我国的外交政策很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因此回国后就商定给中央写报告，建议拉开同美国的距离和调整同苏联的关系，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使我们在中苏美战略大三角中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促进国际形势的缓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为发展经济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实际上就是建议改变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方针和以苏划线的外交政策。这份由宦乡个人署名的报告上送后，据说引起中央领导的普遍重视，但几位老人的看法还一时转不过来，因此联美反苏的政策还是继续执行了几年。宦乡在这次上书后不久，又组织人写了一篇建议大力开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报告。因为当时看到全球化在迅速发展，关起门来搞建设是行不通的，必须积极参加到全球化中去，主动和国际接轨。这份报告当时就得到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赞赏，并提交外贸部等有关单位研究。

当然，提出实行对外开放的并不是只有宦乡和几个合作者，可以说在舆论界是个普遍现象，其他工商等界也在大力促进。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和舆论界的影响，使中央对国际问题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对外交政策不断进行调整。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已不再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而是强调和平的可能，特别是明确提出实行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到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正式宣布我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即改变了对战争危险的看法和放弃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这两大转变，就使中国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实现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