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休后我即改行学党史，写点读书笔记。对此，慎之极力支持，只怪我改行太晚。意思是担心我来日无多，知道的东西写不完。其实，开始时我并没什么计划，只是想响应杨尚昆的号召，为被长期埋没和抹杀的张闻天做点“拨乱反正”工作。不想写到延安整风竟无法收拾，不能自已。要写的一部《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的党史学习笔记，就形成尾大难断之势。因为说老实话，我不但有鲁迅的“要赶快做”的想法，而且担心写不完想要写的东西。这些笔记，我每写一篇，都必送几位友人审阅指正。可惜慎之对此，却不大内行。除少数文字，并提不出什么实质性意见，只是表示赞许，催我快写。这对我倒也是鼓励和鞭策，无形中增添了不少责任感。而我之所以热心于写延安整风，是因为对现有的一些书有些不同看法，想参加讨论。一则，我以为，现在我们从政治体制到意识形态管理，无不是延安整风奠定的基础，因此值得刨根问底，探讨得失。二则，有些自己记得的事情也不愿其随着时间流逝。例如下面所举，我就没在别处见过，不及时记下，也许可能失传。至于是否真实，现在可能已找不到旁证，留下总还可供专家考据。1939年我的抗大一位姓董的同学，买了丈余白洋布送请毛主席题字。过了一段时间，主席派人送回。只见上面写道：“血气旺盛的人最容易性急心粗，主观的（地）片面的（地）看问题。我们要冷静细心，客观的（地）全面的（地）看问题。单有自信心，容易犯左倾。单有不足心，容易犯右倾。自信心与不足心并有，那就不会犯错误了。”这个题词我记了一辈子。在抗大当助教时曾恭录纸上贴于居室墙壁，不少人看后也照抄了去。其中就包括与我比邻而居的哲学教授陈唯实和经济学教授张庆孚，以及许多同学和同事（现在不知还有几人健在）。对这些，慎之也有兴趣，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对整风的历史性剖析和有关内幕的窥视。

近十年来，慎之写了不少文章，夕阳西照，显露出了他的才华。发表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一般总会送我一份打印稿。看后，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有的甚至不懂。说也奇怪，我和慎之可说搞了一辈子国际问题，但正是在这一领域争论不多，其他方面却是经常“抬杠”，互不相让。例如他有一阵竟对新儒学着了迷，时常同我谈起一些有关问题。对此我却坚决反对，认定儒学不论新旧，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后来我要在纪念李一氓的文章中借题发挥，批一下儒学，并征求他的意见。他来函不但表示支持，还作了点反思。他在信中写道：“大概六七年前，李一氓曾给上海的蔡尚思写过一封信，反对新儒学与说传统文化好的人，认为不能从五四倒退。我当时也有点迷于新儒学（主要是我那时认为，文革破四旧反传统是五四的延续，是反传统过了头的表现，因此有此思想）。但是后来发现有些人是打着最最革命的旗号，复辟最最反动的传统。五四精神对中国不是不够，而是没有扎根。因此幡然悔悟，力主发扬五四精神，重视启蒙，因而有了近年来的一些文章。现在回想一氓同志坚持五四精神不动摇实在难得。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伟大正确之处。请考虑。”我没有保留别人来信的习惯，这一便函只是由于在写李一氓时作过参考，所以就夹在文稿中了，否则也会是进字纸篓的命，那就太可惜了。

又如，我也不大同意他在要求回归五四中抑鲁迅而扬胡适。过去对胡适的批判，不但过头而且有点不讲道理，现在进行拨乱反正是必要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确有大功，但在谈以民主、科学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时，也不必把他提得过高。我没研究过五四，不懂历史。但我凭直觉认为，谈五四首先应该大谈它的总司令陈独秀。是他大力倡导“德”、“赛”二先生，使之传遍全国。是他以身作则，把五四精神坚持到底。他的道德文章和不屈不移的人格风范，代表了中国的脊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尽管历史条件没能使他如愿以偿，回到党内。但是他最后的思想和表现仍然永放光芒。因此，谈五四，讲启蒙，第一位应当是陈独秀，而不是胡适。说对启蒙精神的理解鲁迅不如胡适，我也想不通。至于“革命压倒民主”、“救亡代替启蒙”，我更不以为然。但由于缺乏知识、没有研究，所以很难说出一套道理来。只是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就“罢战言和”。争论虽无结果，但我却很受教益。原因不但是由于他的学识渊博，可以听到许多自己原来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还会促使我查书找材料，这又是一种学习。可见，即使在经常的争论中他也对我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帮我增加了知识，提高了文化。

我们经常相争，在熟人圈是出了名的。其实我们的相同意见并不少。最大的共识就是中国需要现代化，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人类是共通的，这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以及我们多年来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当然，无论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都得讲法治，既不能以权代法，“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也不可压制思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们常在一起议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负责审批书报出版的同志，总不应忘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历史证明，压制言论自由不可能长久，何况现在处在信息时代，压制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慎之本人近年的几篇文章就是证明。“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85页）。

慎之远行，使我失去一位知交。这些天来，我虽无伯牙碎琴之意，但确有丧魂落魄之感。我不能不写点悼念的文字，但又真不知应说些什么和能说些什么。在心神不定的日子里，拉杂写了一篇流水账，慎之当能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