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前所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文史哲学者陈乐民同志，不幸于2008年12月27日撒手人寰，驾鹤归西了。享年78岁。他的辞世，对我来说，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因为他患肾衰竭进行血液透析已十好几年，被认为是创造了奇迹。前些天我和老伴去医院探望，看他仍旧头脑清醒、能正常对谈，还开玩笑，而身体却已极度虚弱。所以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就议论说，陈乐民大概出不了院了。虽然早有精神准备，但是当噩耗真的传来时，还是感到万分沉痛，这使我个人失去了一位真心尊敬又很要好的朋友，中国学界失去了一位很有才华也很有作为的学者。因而不觉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只得立即放下手头上正在干的活，先写点纪念文字，以寄?我和家人的哀思。

从外交部到社科院

其实，我和陈乐民相识并不太久，也就是上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这以前没有一起工作过，也并不认识。他从北大毕业后长期供职于“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在欧洲住了好些年。也就是在那里，他和资中筠相知相爱，后来结为伉俪。文革过后不久，他们一同调入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但他不喜欢那种紧跟形势为当前服务的“短平快”研究和写作，而希望能深钻学问，用他的话说就是“写书”，想要对“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弄出个究竟。正好这时社科院决定将筹建了两三年的世界政治研究所的业务移交世界经济研究所（改称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世政所改建成西欧研究所（后为欧洲研究所），人员一大半随其业务分到国际片其他所，西欧所只留下了一少半人，所以不得不大量招兵买马。当时主持其事的是我在驻苏联大使馆一同工作过的老同事老朋友施谷。他是通过清华的同班同学时任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的关系于1978年调来筹建世政所的。宦乡调任副院长后又主张分建地区和国别研究所，所以施谷筹建的世政所就被“三国分晋”了。他再次受命筹建西欧研究所。他听说陈乐民学贯中西，精通英法文、在欧洲工作多年，所以就登门恳请。不想这正合陈乐民的意，所以一拍即合。

但在干部单位所有制的条件下，却遇到一个很难调离外交部的坎。也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这当儿，西欧所的领导正好起了变化。这就是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把曾经和他一同当过张闻天秘书而于1959年因受牵连被下放宁夏的徐达深给调回北京，安排在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工作。徐达深下放前曾当过一阵外交部西欧司长，所以宦乡就商邓力群让徐达深改任西欧所所长。施谷不知何故，只给安了个顾问，直到1985年离休。徐达深因和外交部主管干部工作的姚广副部长熟识，所以1983年上任后就把陈乐民调出了外交部，在西欧所给他个室主任名义，但说可以不管事，只埋头写一本《战后西欧国际关系》的书。这使陈乐民如鱼得水。大概由于施谷对他有点引荐之功，也确实是个大好人，但却“李广难封”，始终没有得到过所长的正式任命，只以“负责人”的名义，勤勤恳恳做了七八年两个所的“筹建”工作。所以陈乐民似有不平，在他的《徜徉集》中带有自传性的一本《在中西之间》里面，对施谷讲了一大段好意的介绍，虽然有些并不确切。如说施谷系燕京大学毕业，在延安窑洞里教过英文，还被毛主席叫过“施老师”，就都不是事实。实际上施谷从没去过延安，1938年加入中共后一直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转录他的临终诗句也有误，原文是：“难得三月好大雪/啊/我在血污中来到世界/我在洁白中离去。”

访美轶事

还在1988年陈乐民出任西欧所所长前，我们就一同去了趟美国，从此也就相识相熟，成了朋友。那是由于对台工作的需要（以学术交流为名到美国同台湾官方半官方学者会谈）。同行的有陈乐民、李慎之和我三人，名义上是代表中国社科院去参加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实际上只参加了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会，由我作了一个发言就算完事，此后就与亚洲学会无关，自己进行另外的活动了。其间曾免费去了一次大西洋城，“赌博”过一回。按赌城规矩，从纽约来回乘车免费，每人先发15美元，赌不赌、赌多少，一概由己。李慎之先赢了好几十美元，但因贪心大，最后输光。陈乐民怕麻烦，三下五除二就输掉完事。只有我见好就收，最后留下14元，供三人午餐。除此以外，没去过别的地方参观游览，主要是由于陈乐民没兴趣。我和李慎之多次去美，而他却是头次。动员他出去参观，他一概拒绝，说不如留在旅馆看看书。这就不免同喜好活动的李慎之发生矛盾以至冲突，而陈乐民的脾气又特倔，寸步不让，有时就得我去给和稀泥。本来我对参观的兴趣就不太大，可他简直没兴趣，真叫人感到有点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