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威德

公元76年，于阗国大道上一片愁云，一位汉人即将启程回朝，而高鼻深目、肤色不一的于阗国贵胄、百姓，纷纷抱住那人的马腿不肯撒手，不愿他离去。

这要从公元75年说起。这一年汉朝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明帝刘庄去世了。虽然东汉自有成制，基本国策绝不是完全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但明帝的去世还是给看似宁静祥和的西域局势投下了一片阴影。

明帝其实是无意中改变了父亲光武帝的政策。从王莽手中夺回汉室天下的光武帝刘秀，没有汉武帝图制匈奴的激情，对西域诸国并不感兴趣。他不答应各国内附的要求，不向西域派出都护总领事务，把莎车、于阗等国上赶着送来当人质表忠心的王子们也一概遣送回国。这些过分谨慎的举措跟朝内舆论有关。尽管百余年前张骞的凿空之旅带回了葡萄、苜蓿、石榴等作物，并引入西方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文化，许多东汉朝臣仍未认识到西域的重要性。即使是班超的兄长班固，也觉得那里”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虽然班固在大将军窦宪打败北匈奴之后奉命写了《燕然山铭文》，但那只是刻石记功的举手之劳，并不能改变他对西域地位的看法。在光武帝和班固等人看来，似乎匈奴弓马之下的西域动荡不该由汉朝埋单。平定西域消耗的人力物力太大，只要匈奴不接近大汉边庭就不必动用武力，中原的休养生息更重要。西汉长达150年的繁荣商贸，还有汉武帝”张汉家之左掖，断匈奴之右臂“的战略，就这么被轻视了。

好在明帝看到了与西域交通往来的意义，那就是文化的交流和阻止匈奴的暴行。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命窦固、耿忠征伐北匈奴。汉军在天山出击呼衍王，大获全胜，把他一直追到了蒲类海。就在这一年，班超以假司马这么个小官身份随窦固出使西域，初显军事天才。西域各国也恢复了向汉朝派遣王子入侍的旧例。王莽篡汉到此时已经有65年，西域与中原终于恢复了沟通。次年，西域都护府也重新设立，丝绸之路再次开通。在汉朝的威德和匈奴的铁骑之间，一些西域国家摇摆不定，它们在观望。汉朝与匈奴最大的不同在于，匈奴人最擅长的是劫掠过往客商，汉人则愿意护佑一方平安。各国并非看不出两个强者之间道义上的差别，可在利益与暴力之前摇摆的人性靠不住，他们想知道这时的汉朝肯在西域显出多大的实力。

有的国家还有种类似斯德哥尔摩症候的受虐心态，譬如大月氏。汉书在这里写得很搞笑，在呼韩邪单于归西汉之前，月氏人多次被匈奴打败，竟然对匈奴产生了敬畏之情。只要匈奴使者拿封单于的信到大月氏去，美酒美食一应俱全，不敢怠慢；但是汉朝使节来了，顿时变为绝对的市场经济，不花钱就没饭吃，更没有马骑。大月氏不是集体癫狂更不是傻子，之所以会这样，可靠的分析是：因为匈奴利刃就在眼前不敢不服，长安则是万里之遥天高皇帝远，况且汉朝又多财物，所谓不赚白不赚……心还真宽啊。后来一些西域国家的反复跟大月氏十分相似，附属与否，都是权宜与算计。

都护府刚重建，百废待兴，明帝却去世了。中央政府态度尚不明朗，这一来，西域的建设停滞，暗流涌动一触即发。焉耆国趁这个机会进攻东汉西域都护陈睦，致其全军覆没。公元76年，汉章帝登基不久，朝中担心班超独力难支，于是下诏要他回京。多次侵扰西域各国的匈奴早就磨刀霍霍，各国之间的争端嫌隙私欲也在汉使离去的疑云之中爆发，不少国家陷入一片惶恐之中。这时的班超跟疏勒国王忠一同守卫盘櫜城一年有余，龟兹、姑墨几度发兵，都被城中为数不多的守军打退。但是诏令来了，班超不能不走。或许死亡的恐惧没有亡国的焦虑大，疏勒都尉黎弇在绝望之中对班超说：”你一走疏勒必然又被龟兹灭掉。我实在不忍看到汉使离去。“说完，拔剑自刎，用自己的死送了班超一程。

带着遗憾与不甘，班超率领随从到了于阗，于是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从军之前，班超为官府抄写文书维持生计，沾哥哥班固的光，从明帝那儿得了个掌管奏章和文书的兰台令史的文职，不久又因为小过失被免了职。出玉门关之时，班超已经41岁了，已不是容易头脑发热的少年。一边是皇帝诏令，一边是于阗国乃至西域百姓的安危，怎么办？不必涉险担大干系的安逸和建勋西域的宏伟志向在心中激烈斗争，班超毅然决定带着他的36名部下，返回疏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