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最得意的手笔是《旧金山媾和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这两个条约无不凝聚着资深外交官出身的吉田的心血。日本从国际法上终结二战、恢复独立的同时，关于“单独媾和”，还是“全面媾和”，及是否应该置身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的问题，国内舆论一分为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吉田站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力主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单独媾和”，指责主张与包括苏、中在内的所有国家“全面媾和”的左翼思想领袖、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为“曲学阿世”，据理力争，寸步不让。

这场大辩论几乎使主流社会所有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卷入，成为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分水岭。在辩论正如火如荼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本来在论战中就处于弱势的“全面媾和”派完全丧失了战略可能性，就此偃旗息鼓。

“单独媾和”后来被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批判为“片面媾和”。但不容否认，日本的确占尽了先机、便宜。为尽快实现媾和，唯恐夜长梦多的吉田于1950年12月致信美国务卿杜勒斯，明确表示日本将与台湾国民党当局重开邦交谈判，而“无意与中共政权缔结双边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吉田书简”。但同时，他又将日台条约仅限定在台湾所控制的范围，为日后与大陆发展关系留下了余地。对台湾：我承认你的正统地位，但大陆不归你管；对大陆：想复交可以，但战争索赔免谈――因为代表交战国法统的“中华民国”已然通过媾和放弃了索赔要求。一纸“单独媾和”，使日本以低得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实现了与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的媾和，在迅速复归国际社会的同时，又牵制大陆和台湾二十余年，吉田的外交手腕不可谓不老辣。

作为和平主义者，吉田始终不渝、最大限度地抵制了来自美国的“重新武装”的压力。早在1950年，杜勒斯就代表美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了重新武装的要求。吉田反应冷淡，希望美澄清驻日美军的规模与权限。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压力开始升级。但吉田认为，“重建日本经济，需要投入相当多的国家财政，没有更多余力发展军备”。如果勉强发展军备，势必像“让瘦马拉重载”一样。经济不发展，即使重建军备也于事无补。在吉田的抵制下，1950年8月，日本以建立有限的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厅的形式消极回应了美方动议――这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前身。

接受美国强加的“和平宪法”；在旧金山会议上放弃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共产圈国家的全面媾和，谋求美国主导的所谓“单独和解”；坚决反共，不惜借占领军之手镇压；顶着“卖国”的骂名签署日美安保协定，以牺牲部分主权换取长久的安全保障；不懈地抵制重新武装日本的蛊惑、煽动，硬是将专守防卫的“和平主义”做成了战后日本最大的“政治正确”……可以说，正是这种轻军备?重经济、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姿态”的“吉田路线”及其长久贯彻，才是战后日本得以“和平崛起”的最大秘诀所在。

无军备负担对日本经济发展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至今还存在争论。但即使最低估其作用的学者，也不会完全否认。尼克松说：“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并不完全赞成吉田茂的外交政策。但是，从研究领袖人物和领导艺术的角度出发，我可以理解，如果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立场来看，这种对外政策是明智稳妥的，而且对日本经济的恢复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与美占领当局的密切合作，吉田本人的存在几乎成了美国军事占领的象征，也被反美的民族主义势力当成了靶子。一些被美军整肃过的政客（如鸠山一郎、重光葵、岸信介等），一面利用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向，积极寻求与美合作，一面在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尝试东山再起，他们视吉田为眼中钉。吉田最后被打倒，与开罪这个势力有直接的关系。1954年12月7日，吉田内阁宣布总辞职――日本战后政治史上的吉田时代落下了帷幕。

退阵后，吉田隐居于神奈川县的大矶。随着苦心孤诣、栽培多年的弟子纷纷在政坛崛起，吉田仍以某种形式发挥着对政治的影响。1967年10月20日，吉田茂死于心肌梗塞，享年八十九岁。噩耗传来，被称为“吉田学校”特优生的佐藤荣作首相中断在印尼的国事访问，即刻飞回日本，当着众人的面抚尸恸哭。几天后，日本政府为吉田举行了战后第一次国葬。

这位政治强人、爱国者在溘然长逝之际，欣慰地看到了日本的再次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