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否认，安倍的坐大，是拜朝鲜绑架问题所赐。作为有明确国家意识的政治家，安倍早在任秘书官时期就曾接手处理过日人被绑架事件。1988年，在父亲的事务所里，安倍接待了一对名叫有本的中年夫妇来访。来访者告知，其于五年前（1983年）在伦敦神秘失踪的女儿（有本惠子）有可能生活在平壤。消息来自与有本生活在一起的另一名日本被绑架者：其委托一位在平壤遇见的波兰人发出的信寄到了受害者在北海道的家里，信的复印件又被寄到了有本家。由此，安倍头一次听说真有所谓绑架事件，并隐隐约约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共产主义国家”朝鲜“国家犯罪”的“冰山一角”。

父亲故后，安倍于1993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发誓要以政治家的立场和身份，致力于绑架问题的政治解决。那时，自民党内，关注此问题的政治家寥寥无几，连安倍自己也常有“孤掌难鸣”的无力感。1997年，随着“被北朝鲜绑架受害者家属联络会”的成立，安倍联合一批对朝鲜持强硬政策立场的少壮议员旋即成立了“被北朝鲜绑架日本人救援议员联盟”，旗帜鲜明地为绑架受害者“维权”，吸引了全社会的瞩目。至此，绑架问题浮出水面，日本以国家的名义开始了对朝鲜漫长而艰苦的交涉。可以说，安倍是日本国内把绑架问题做成“政治正确”的第一人。客观上，绑架问题也成了政治家安倍其人有力的政治资源。

2002年10月，作为小泉对平壤闪电访问达成的直接成果之一，莲池薰等五名被绑架者乘全日空专机从平壤回到了阔别二十四年的祖国。按照两国政府间协议，五名日本人只是“短期探亲”（家属还留在平壤），两周后要“完璧归朝”。但安倍代表政府在与受害者本人及其亲属沟通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举世震惊的大胆决定：让五名受害者留在日本，不予返朝。出于对五名尚滞留平壤的家属成为朝方人质的担心，决定了“国家意志不予遣返”的应对方针，一切责任由国家承担，并在约定遣返日期的前五天照会了朝方，同时要求朝鲜负责任地尽快安排五位受害者的在朝家属“回到日本”。

安倍再一次表现出其作为政治家的惊人铁腕和鹰派本色，对于国内反对势力和媒体的批判不予理睬，给国际社会以“对朝外交的主动权掌握在日本手里”的深刻印象。终于，2004年5月，朝鲜送回了五名受害者的家属。两个月后，同为绑架受害者的日本女性曾我瞳的前美军叛逃者丈夫詹金斯和两个女儿也从平壤回到东京。一时间，主导日本政府对朝交涉的安倍，成了日本人人追捧的维权英雄。

2006年7月5日，正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节骨眼上，朝鲜往日本海方向一连发射了七颗包括“大浦洞2号”在内的远、中程导弹。一名因被蒙在鼓里而恼火的中国外交官在给韩国外交通商部方面打电话通报情况时，禁不住搓火道：“金正日给安倍晋三送了一份大礼！”果不其然，以内阁官房长官身份主持解决朝鲜导弹危机的安倍，再次以强硬对强硬，与美国牵头动议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决议案的出台，最后斡旋“态度暧昧”的中、韩两国都在决议案上签了字。

在此之前，自民党总裁选举所谓“麻垣康三”的格局，迅速崩溃，唯一有可能制衡安倍的福田康夫“退阵”，形成安倍“独走”的态势。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安倍人气飙升的秘密，在于所谓“斗争型政治家”；而斗争的矛头，则主要是朝鲜。换句话说，安倍的坐大，很大程度上，是拜平壤所赐。

“美丽国家”：暧昧的国家主义路线图

7月26日，安倍拿出了酝酿已久的组阁方案。尽管形式上依然沿袭了所谓“小泉流”的做法，即原则不接受派阀推荐，（总裁）首相一人拍板。但方案一出台，几乎令所有的日本媒体、政界人士大跌眼镜：这基本上是一个按“论功行赏”原则来考量的，类似“排排坐、吃果果”的哥们义气型内阁。不仅内阁，党内“三驾马车”（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

紧接着，7月29日发表的新首相施政演说，更令人“刮目相看”。这篇长达8500字的演说，整体风格更像一篇抒情散文，基本上是对其“美丽国家”论的政策性诠释。对此，日《每日新闻》发表社论，称首相演说是“缓缓脱小泉，慢慢向右转”的杰作。来自在野党方面的评价是，抽象、飘忽、保守色彩欲盖弥彰。一位资深议员直言不讳地指出：“小泉的（施政演说）好也好，歹也好，多少还算有些哲学，而新首相的演说则很无趣。所以，无论是来自执政党的掌声，还是在野党的飞刀，都不多。”有关宪法修定和强化“集体自卫权”行使问题的个案研究等内容，则触动了主流社会的敏感神经。其在经济改革与财政重建问题上的过于泛泛和在宪政、国际问题上某种按捺不住的激进、焦虑，令人隐约感到，安倍新政也许是一个重安保、外交甚于经济、财政的“外向型”政权？

总之，你方唱罢我登场，“小泉剧场”刚刚谢幕，日本社会又迎来了一个靠接近70%的人气支撑的“明星”政权。但政治毕竟不同于演戏，仅凭开幕亮相的“形象分”，尚不足以支撑起一个为国民认可的长期政权。尽管“美丽国家”论听上去很美，但如果其实质只是一张暧昧的国家主义路线图的话，其推进和实施未必不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