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家历来重视自身的形象，尤其是对代表“党的看板”的领导人标准像的选择问题，一向严格把关。今年，历史性的众院总选举之后，山口那津男接替前党代表太田昭宏出任公明党代表，在确定面向媒体和公共社会的标准像时，特意选用了一帧身着藏蓝色西装的正面半身照：因为，对公明党的支持母体而言，蓝是象征和平的颜色。就是说，随着政权更迭，公明党从执政联盟的退出，党已将政治着眼点从“胜利”移到了“和平”。

在三个月前的总选举中，公明党仅获得21个席位，不仅创历史新低，连党代表太田昭宏都名落孙山，不得不引咎辞职。没人否认，公明党是自民党的牺牲品。但作为一个有相当影响的政党，一个从政党的定位、政治诉求，到党员的构成、支持层分布都不同的独立政党，缘何沦为了自民党的砝码呢？

山口代表在总结过去十年自（民）公（明）联立政权的经验教训的论文中承认：“我们未能充分发挥所谓福祉党、做弱者的支持者的作用。”同时，援引党的创始人、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与大众同在”的名言，表达了对“福祉与和平”的立党原则回归的志向。具体地说，是回到1993年以前的状态，用在创价学会中担任与公明党的联络窗口的中央社会协议会议长原田光治的理论表述，是复归“中道政治论”：公明党应通过发挥对自民、民主两党的政策做客观判断的“审判员”的作用，来提升自身的存在感。

公明党作为一个有深厚宗教背景（日莲正宗）的政党，1964年由创价学会第三代会长池田大作在公明政治联盟的基础上改组创设，当时便已然具备了参院第三大党的政治实力。六十年代末，因作为佛教团体的创价学会与作为政党的公明党之间过于紧密的关系，被认为有违宪法中政教分离原则之嫌疑，公明党受到国会和舆论的批判，池田大作把创价学会与党做了制度性切割，并从党纲上削弱了党的宗教色彩，公明党得以转型为普通的世俗政党，实力反增。在战后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政党格局中，公明党与执政的自民党和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均保持距离，在所谓“保（守）革（新）”的政治话语中维护中立，倡导“福祉与和平”的“第三条道路”，始终葆有相当的民众支持。

最早对公明党刮目相看的主流政治家是自民党大佬、前首相田中角荣，他很早就注意到在反自民、主革新的都市贫困层中，公明党的人气见长，支持不薄。到底不愧是目光如炬的实力派“党人政治家”，田中预见到公明党“在（自民党）生死存亡的时刻，是可以共患难的政党”。客观上，这确乎成了日后两党结盟的由头。熟悉中日关系历史的人知道，1972年田中访华，与中国建交前夕，为田中打头站的是时任公明党委员长的竹入义胜，竹入与周总理关于两国建交原则的谈话（“竹入笔记”）构成了田中访华的前提和基础，包括诸如两国若建交，中方将放弃战争索赔在内的条件，其实都是竹入与中方秘密交涉的“成果”。

但至此，公明党都未表现出与自民党结盟的意向。甚至1974年，在名作家松本清张的撮合下，池田大作与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秘密签署了两党互不侵犯的“创共协定”，旨在消除无谓政争，“一致对外”。不成想仅七个月后，消息走漏，秘密协定宣告失效。但作为主张“福祉与和平”的温和政党公明党与彼时尚未放弃武装夺权路线的革命党的日共之间，居然打成如此攻守同盟性质的“魔鬼协议”，微妙地诠释了在两大政党（自民与社会）的夹缝中“折腾”的小党要么走“合纵连横”的道路，要么就成为大党的砝码的悲剧宿命。

果不其然，公明党到底未摆脱成为大党砝码的“魔咒”。1993年，自民党分裂，公明党加盟非自民联立政权，初尝执政坐庄之“禁果”，从此上了瘾，一发而不可收拾。1999年，由前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联手同为自民党出身的民主党大佬小泽一郎策动的“自（民）自（由）公（明）”联立政权成立，公明党从此傍牢自民党，稳坐江山十载。

然而，江山毕竟姓“自”而不姓“公”，虽然靠政治结盟得以坐庄，但代价却是沉重的：这个历来主张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党，被绑在自民党的战车上，对外强化日美同盟，宣布支持伊拉克战争，对内启动新自由主义指向的“构造改革”，制造和扩大了社会贫困，完全背离了当初的“福祉与和平”的立党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番对1993年前的复归，也未尝不是一种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