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词与我们的共鸣也许需要很多时代才能建立。我到北京前，不会这么深刻地理解“操”、“作”这一类的词，因为听到的次数不够，所听的这个词的与它发源的语言环境没有共生性，所以，成活得不是很好，但现在我就在这种语言环境里了，所以能对它进行关照了。

应该是在15年以前，我第一次对成都印象有点集中了，在那之前我迷惑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在路边听到一个苍老而又沙哑的、失去了实体重量感的声音，一连数小时地用同一频率重复着：晚报……那声音给我的感觉总像是人要不行了，但他还是本能地喊出最后一个声音：晚报。我猜，他一定这样喊了几十年。然后是10年前，我再一次到成都，又有一个残疾的女孩十分艰难地摇着一辆残疾车，同样十分艰难地喊着：晚报……惟一的变化是她又加了几种报纸的名称。那声音也几乎是往下行的，有几分凄惨，撕心裂肺般的。这就是我对晚报这个词以及对成都的某种小说思维式的感知。

小说的语言、语言中某个关键词、某个最重要的平均音符、某个包含着跟你心跳一样节拍的音节，就这样普遍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世间的生活有多少种，就有多少种语言。所以这全赖生活给你的慷慨，而不是早年所提倡的体验生活可以达到的，我正是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了体验生活这个混帐的说法，才为了体验生活而长达四年地在各地流浪。

磨铁可以成针，磨砖是不行的。

除了余华、马原，当代对语言的关注的作家还有几个也是我比较欣赏的，比如《马桥词典》里的语言，它就是小说展示的对象。更具实验精神的则是孙甘露，在他的小说里语言是干什么的呢？只在做实验，没什么明确的意思，他只来得及解放语言，只是为了语言而写作，让语言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它本身，语言之外的小说意义不是他关注的，他只关注这个世界让他从语言里感悟到的密码。那也是一整个自足的世界，上帝创造的一个世界，一个最自由的存在。这样的语言也并不只是叙述的狂欢，因为当它的所指功能越来越弱化时，能指就越来越大了。也就是说，他的一句看起来没什么定指的话就可能指涉任何的意义。我们常说作家自己常常也都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自己的语言的，那是因为他好像是从一次梦中得到的，也许是在某种迷幻状态中体验到的，这都不是虚妄的说法，而是，情况真的就是这样。我在后边的某个地方会用很长篇幅来谈作家梦――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作家梦，而真的就是作家与梦之间的奇妙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