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形成自己的语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它取决于时代，有时取决于一个志同道合的圈子，又或者是阅读，或者是反叛，或者是从传统中去寻找，或者是从外国名家那里去吸取，有时是长期而艰苦地炼，有时是在民间去偷，一种新的语言出来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某种综合而敏锐的感受传达给大众的，这常常是一种冒犯，比如，人们对朦胧诗的看法，对口语的接受程度，对下半身写作的态度，对先锋试验的接纳，对网络大话的适应，对草根写作的宽容，其过程都是惊险的，常常都伴随着顽强的阻击和恶意的诋毁。

一种新鲜的语言的冒犯有些类似于挖祖坟。但是这个祖坟应是大家的，而不是某一家的。那种只认自己语言为范本的作家常常都是要把他的语言当自己家祖坟的。碰不得，近不得，说不得。祖坟里边有鬼，作家心里也有鬼。心里有鬼本是愧，但他是看不到这层转换，也看不到一种语言和事物的广泛联系。

海外华人每年都有些人要回黄帝陵祭祖，认同的就是我们共同的祖坟。那祖坟也是一个游人的所在，为什么呢？还是因为那里有许多大树，因为那是你的根，你是从那里长出来的。不从那里发出的枝叶，虽然也可繁茂一时，但注定是活不过几个季节的。这跟有一类命运相同的鲱鲤属小鱼近似，这种小鱼只在小雨后的泥沼中出现，既无交配，也无精卵，它们一是泥与沙等腐质所生的泡沫(译成纪伯伦的诗即为《沙与沫》)，还有一类是由地肠所生成，这两类鱼都长不大，活一回就死了。

作家都有自己的母语情结。在我看来，你是否对这个国家的历史、现实里的人、以及族群的文化有感情，全都可以从语言上来判断。语言就是作家的血液和神经本身。

在民族语言上，我曾偏爱俄罗斯语言的那种感觉，当然，我看的都是翻译的，但我觉得它的魂还在，我仍然时常为这种语言的力量所震动。

屠格涅夫在《俄罗斯语言》里满怀深情地说到：“在怀疑的日子里，在对祖国的命运进行痛苦思索的日子里，只有你，啊，伟大、雄壮、正确与自由的俄罗斯语言，是我惟一的支柱与靠山，如果没有你，眼见国内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怎么会不令人绝望呢？但绝对不能相信，这样的语言不是提供给伟大的人民的。”

很多俄罗斯作家都表达过对自己民族语言的崇敬。那里有着他们最熟悉的俄罗斯森林、乡村、白桦林、原野、草场、庄园、大厅，宗教、音乐，莫斯科或彼得堡，等等，都是大场面。那是他们的性格来源和最大魅力之母。

伍尔芙说契诃夫的小说每一页都重复着“灵魂”。我在读完契诃夫三十五本短篇后觉得自己头就快要炸了，我当时只感觉头脑里有一条巨大无比的蜈蚣，在到处爬痒，觉得血液里被浸入了某种东西。我的思维就停留在“灵魂”一个词上。那时我还小，我读到《妻子》里的一个酒鬼说的话：“你现在爬上去了，爬到政府里去了，可是你没有了灵魂，我的孩子……那里死气沉沉。”我后来毕业正好也被分配在一个政府里，很快我就离开了，我觉得这个酒鬼的话起了很大作用。

伍尔芙还分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说他“就像一片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一场雷霆万钧的暴风骤雨，或者说，就像一个巨大的洞穴，里边岩浆沸腾、噗噗作响，然而又非常吸引人。他的小说是完全用灵魂建构起来的。要是我们情不自禁地被它吸引进去，就会在里边团团旋转，直转得头昏眼花、气喘吁吁，但在眩晕的同时，又会感到无比惊喜。”是的，我气喘了，头昏过，我没有坚持下来，因为我不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但他的灵魂还在。

我想用音乐来比方。对于一个作曲家――比如莫扎特――他天生就生长与别人完全不同的羽毛，对于一种乐器――比如贝多芬以长笛奏夜莺，双簧管奏鹌鹑、单簧管奏杜鹃――其区别正在于分别与不同鸟儿羽色对照，对于一个民族――比如苏格兰之风笛、俄罗斯之管风琴、中国人之二胡――其内涵正在于如实而准确地反映了民族内心不同的景别与景深。对俄罗斯这个民族来说，按住管风琴的手似乎一直生长在俄罗斯民族的喉咙之中，乐曲声起，西伯利亚寒流，甚至柏桦树皮树叶也清晰可见。余华的《色彩》一文说到这么一件事，斯克里亚宾把他试图在乐音和太阳光谱之间建立某种关系的想法刚一提出来，立即引起拉赫玛尼诺夫的怀疑，但立即得到里姆斯基-柯萨柯夫的认同。这种争论把他们引向了更深入也更细致的研究。在俄罗斯“五人强力集团”之中，化学兼医学博士出身的鲍罗丁首先开始对每种乐器作“化学成分”分析，里姆斯基-柯萨柯夫因为对音色的天生敏感，差不多对每一种乐器的音色、音高音域乃至冷暖厚度等义项作了类似于“国际音标”般的标注。在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他大胆而细腻地表达着他的“气象”――正如拉赫玛尼诺夫称赞的那样――如果是一场暴风雪，雪花似乎就从木管和小提琴的音乐中飞舞飘落而去，阳光高照时，所有的乐器又都发出眩目的光辉来，而当他描写流水时，浪花潺潺地在乐队中四处“溅泼”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