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词又可以组成很多新的词，比如，社会与科学组合，社会、科学与主义组合，社会主义与文学的组合，等等等等。王彬彬说：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无法说话。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的中国学人拼命地往日本跑的原因，就为着能在短期时间内得到最大量的信息。这也就是日本人当年用短短的几十年翻译了西方大多数经典，使得日本战后发展迅猛的一个原因，也是日本人那么放肆地瞧不起中国人的最主要原因。

人都是活在语词中的，历史悠久，经过无数人很多个时代的涵咏和情感流注，一个词总会让我们产生出很自然的感情。历史太短，我们念它还没来得及念多少遍，是谈不是什么感情的。可是，中国作家却要被迫使用大量历史很短的词汇。我不知道这要把文章写好有多么难。因为那种语言还不完全是你的，那还只是些原材料，你能把它们组合成什么样子，还全赖大量的实验。不是有人说了吗？中国作家写的东西不高雅（主要指的是能引起外国人感兴趣的东西），还不如二三十年代的风雅趣味，现在的贫穷、委琐、愚昧太多，要写就只能用与之相适应的笔调去写。所以就只有那个水平。我不知道现在就说汉语写作达到了跟什么什么语言媲美的程度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还可以再说一个例子，好些翻译的人名，并不非得要用某个字，但我们一旦换成不是通行的那一个就总觉得陌生了。原因也就在于它的历史太短。 外来语是一个因素。你要说那我们的汉语曾有什么什么样的高峰，汉字有什么什么特点，不错，可以这样去想，但眼下是真的有人一直穿长衫、吟古诗地想从古代汉语里去找回汉唐声音，我对此是持赞同态度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得花多少年，才能跟现代汉语接上气，这有点相当于从古人发明的火药那里直接去装配出现代最先进的武器。不是不可以，但得时间去等。

我们千万不要被一些很表面的现象迷惑了，我举几个人为例，一个是魏明伦的碑赋，好吗？刚开始都觉得好，可后来就发现不灵了。那不叫好，更不叫刚刚好，而可能是很不好。一直想从文体上有所突破的伍立杨，他把自己弄得很辛苦，可是我们读他的文章，后来发现也是一误区。他的四字格太多，半白半文，但总想的是古文的底子。同类的文章也还有一些，董桥算一例，文脉流转得还算很利索，得着些古代文化的气象，可在言之有物这么个简单的问题上也没解决好，余光中也算一位，可是似乎也不耐读，我当年读他《听听这冷雨》被迷得神魂颠倒，可现在再想拿起来读一遍就很难了。余秋雨也算一位，现在大家都在批判他，可我认为寻找现代汉语要跟古人接气这一点上，他的功劳是不能全部视而不见的。他的硬伤，他的不忏悔，他的习惯性的撒谎都是可以批判的，但必须承认他也有他的苦劳。从老式的无病呻吟的杨朔，大而无当的秦牧的散文，过度到余秋雨也算一个不大不小的进步。更艰辛的工作需要后一代来完成。

来说翻译，在这一点上，王小波的观点很值得重视，那就是一流的诗人们的译笔最好。比如查良铮和王道干，“两人早年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的……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傅雷、汝龙等先生的散文译笔也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只是学习。”

我之所以推崇王小波就在于这一段话，我认为他说的一点没错，那就是这几位翻译大家的译笔确是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我们只需要学习，得着这个效果，那就很不错了。可是，这么多年，我们有谁达到了这种水平吗？没有。我想，即使这几位先生本人，不翻译了，自己用汉语写，也写不出同样水平的中文小说。我现在常常都只看翻译小说，常常都在看很糟糕的翻译，但我认为哪怕翻译的语言很垃圾，也比我们硬着头皮用中文写出来的东西有趣得多。我曾强烈建议在音乐学院开设傅雷谈音乐一课，是因为我认为只有傅雷在他那个高度能看出有什么问题，有多么严重。问题都看不出来的问题那就是常常是真的就以为我们是天下第一，发着未来的什么世纪是我们的世纪的高调。小说也是一样的，只有看得出自己的问题，才能正视它。现在都看不出，只有王小波等少数几个人看出来了，看出这么大的问题，王小波一不注意就沾沾自喜，弄得王彬彬和单正平齐声说他太喜欢展览自己的智力了。但这个展览比起我们每年一相情愿地往诺贝尔那里挤的瞎胡闹又要有意义得多了。当然，诺贝尔本身在今天已不能再说明多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