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确有极个别走运的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踩着鼓点一下就进入了这个虚构的世界而成了神的代言人似的。绝大部分作者则都是不幸的苦行僧。我有个极其偏颇的观点，小时了了，为什么大未必佳？因为他懂得太快了，具体了，所以从小就能对着每一样事物急切地想给它命名，然后他就一直在这个自作聪明的大坑里。自作聪明，就是作的。所以，我一直喜欢跟社会格格不入的小傻子，那是一种能持续生长的安全方式。不聪明而又想聪明的人当然也很不好，只有从小就不好好地学一个常规的东西的小孩反而脑子的干净程度保持得最好，也许到某一天，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到了上帝的垂青。撞上了，他就被惊呆了，自己都觉得是神人，而且不可以随便给人乱说的，因为他受到了珍贵的启发，那是一种信任，他知道了原来可以这么写，可以写得这么奇妙，他受不了这种诱惑，于是他就开始写了。这是作家最理想的诞生过程。

但我们中的大部分作家都不是无意中长成的，而是被训练出的，被按照文学刊物的模式复制的，被所谓现当代文学范本雕琢出来的，余华是那一代人的另类，因为他是不想拔牙而重新谋职撞上的，但他也没脱离是从当年的文学梦里被塑造出来的形式，只不过他很聪明地听了杰克?伦敦的话，那就是文学刊物基本都是垃圾，要忽视它们，干净彻底地跟它们绝缘。我们现在只看到了成功的余华，要知道他的背后可能有着几百万从此生活不幸福的文学青年作了牺牲者。这种产生作家的模式太残酷，成活率也太低了。这是中国作家的灾难。未来的作家应该是从各个行当、从社会的各个角落所必然产生出来的。这才符合文学的规律。

我刚说到了作家的灾难，文学刊物的趣味和指向是一个，另一个就是“文以载道”的传统。这在早年一批知青作家身上是最明显的。他们对现代小说的价值判断悬置理念置若罔闻，总是要憋不住地在小说里去判断，去奉献自己的道德激情，这其实也可以解释他们的文章为什么也总像是说明文的原因。我一年前曾编过一个著名的知青作家的一部新小说，我只能谈谈自己的最切身体会，那不叫小说，那也不是执着如怨鬼的精神，而就是怨鬼本身。文字如此，所以他每次都要在封面上放上一个木刻效果的义正词严的照片，我想起郭嘉曾对曹操说起孙策的话：“轻而无备，性急少谋，乃匹夫之勇耳，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我是责编，我必须要读两遍，我实在读不下去，我真的有一种冲动，就是去到他上课的大学门口，碰到他就给他跪下，说：求求你，别再写了。孩子们是无辜的。你饶了他们吧。

上一代的大部分作家都是从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走过来的。跟这位知青同类的文章我可以举的人名有王蒙，我随便引用一段王蒙的话：“语言特别是文学，对于作家是活生生的东西，它有声音，有调门，有语气口味，有形体，有相貌，有暗示，有性格，有生命，有冲动，有滋味。”这些词都很好，整个意思也没任何不对的地方，但就是集中在一起时你觉得很别扭。王蒙式的语气及语式、重复、交叉、排比，像是一直举着右手，呼着什么口号，大致一样的意思，同义反复，有时还喊快了，直让人担心错了词儿。

但这些都还不算中国作家最大的灾难。最大灾难是现代白话文的历史太短，我们还太不熟悉这种语言，我们对它们还没产生足够的能跟我们内心保持着激动的对称的感情，就像昆德拉说到的“捷克斯洛伐克”一词一样。我们已看到那么多外国作家对他们母语的那种让人嫉妒的感情，看到了他们从不间断的传统里吸取了怎样惊人的能量，写出了那么多上乘的小说。可是，我们使用的现代汉语还不足一百年，我们念叨到那些词的时间和次数还不够，其中还有好些深受污染的词，也还没来得及清理。

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那就是我们现代汉语中有着大量的外来语――主要是日语，据王彬彬、雷颐等人的统计，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数量惊人，特别是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比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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