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都不是，而是他厌烦了，对每一个词都怀疑，其实也就是怀疑前定的文明遗存的这些“尸体”，怀疑因这些词而产生的一切文化，所钳制的生活，所迷幻的心智。

昆德拉要给小说分类，并给未来的小说指出路，所以，他首先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他肯定觉得很多词都变异了，他想还原。用事实来给它们重新划定一个活动范围，使它们解除从前因为很多原因而造成的误读。也就是说，他不是在道德的层面上来分析――就像纳博科夫遇到有人指责他那不道德的主人公时，他也同样不怀好意地说“他关心，而我不关心”――而是从词源词义上来分析。这是一种最基础的工作，基础到没人去做。

在他之前，最著名的大胡子海明威也同样关心形容词，他的方式是尽量一个也不用。他被视为手持板斧将文学身上的乱毛全部砍伐的莽汉。那是一种“谁也不曾有过的勇气”，他也许认为形容词就是一个吸血鬼，附着在各种地方，逐渐将叙述之流引开去，将语言大厦的基石蛀空，使“本事”找不到安家之所。为此，他尽量不使用修饰语，基本不用有感情色彩的词。他觉得只有中性词是安全的。

关于这一点，董衡巽在《海明威与现代小说》里有更详细的海明威的原话：“用平易的、简单的英语、短字和短句，这是现代的写法，最好的写法――英语就得这么写。坚持这么写，不要浮华花哨，不要赘言冗长。你一想起一个形容词，就消灭它。不，我不是说形容词一个也不用，而是说大多数不要用，这样留下来的就有分量了。形容词挤在一块儿，文章没力，离远一点就有力。一个人一旦养成好用形容词的习惯，或者写的冗长、花哨，就好比染上其它恶习一样，很难改掉。”

海明威身体力行，他的说体没有任何议论，也无比喻――偶尔有的话也是在标题里就完成了，比如他的《白象似的群山》。

词的含义越大，就会让句子之间的意思增繁，就会挤得一丝缝隙也没有。这不过是一个内涵越大外延越小的老问题。在意识形态及其御用文人的长年努力下，一个民族的理解力也会因为他们惯用的大词（其实主要是形容词）而变得偏狭、局促，经常地没来由地亢奋和充血。在这一点上，形容词还会常常与专制时代的两分法、打倒一切的暴力、以及消除人的主体性的激情煽乎等等相联系。它当然还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总之，它的弊端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也因为它的弊病太明显了，所以文学史上有很多人都讨厌形容词。

伏尔泰说：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这是一个遮蔽性很强的词种。

鲁迅在《答北斗星杂志社问》中说：我虽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不生造除自己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乔治?西麦农说：形容词、副词，所有那些装模作样的词，每一个为了句子本身而写的句子，每当我发现我的小说里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删去。

但形容词总是删不完的，因为它的作用是那么明显，它就是最好的武器，有着最短的到达人的动物性激情的距离。它就像是为少数人而生的，因为这少数人可以用形容词的方式去鼓动大多数人。

形容词就像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个人立身的姿态。那些总想到人群中去的作家大概是很理解这一点的，他们的作品似乎就是用来展览的，尽快地连葡萄皮也不吐地展览给观众，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没有神性，没有灵感，也没有天分，只有形容词最多。这种人很像是极香的垃圾食品，处处受人欢迎。不仅作家如此，主持人也是如此，他们把这个职业变成了一个说形容词的比赛。

真正的作家不是这样的。形容词向外，他们向内。他们极有可能不善言辞，甚至口吃的还很多，或者在某些方面还很笨，他们甚至都不愿过多地跟人群接触。因为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表演，他们只是很喜欢看人表演，因为表演可以把一个人的弱点放大。比如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件衣服，一句话，一张照片，一个背影，一次握手，都是给他们的泄露。但他们一定不想忍受过久，而且很怕太“专业”的表演人。马原说，原本好端端的一次旅行，就被同行的某人一句“渐入佳境”给彻底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