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两个形容词的故事，事关两位主持人。第一位是韩乔生，当我听到他在某一个著名的足球之夜激动地把某一个进球解说成“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时，我承认，那是我看球数年以来最为快乐的一个夜晚。我们当时是一大帮人在看球，我深刻地体会到了笑是发自体内的一种痉挛。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就因为这句话，这样一种迅捷的、类似余华说的螃蟹逃跑了脚不断地掉下来的叙述，箭中了目标，离了弦的叙述，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的叙述，我从此便喜欢上了韩乔生，而在此前，他老兄的表现一直太平淡，比如，他很习惯于一种特殊的说谎――奉承，他很擅长使用伪装成美德的一种轻度失望，当然，我们把这叫做耐心。此外，他还时常表现出某种雄辩――这是一种使傻瓜们心悦诚服的口语艺术――说队员们都很行，包括使任何失误都显得有点行的才能；当然，他也常以一个兄长的口吻教导场上根本看不到他的队员，而我们知道，这是傻瓜们喜欢的用以失去朋友的众多方法之一。

这一段话我说了多少个形容词啦？你帮我计算一下，看是否还能挤得进去一两个。这对我来说很不容易。要不是碰上韩乔生，我可就一个也不会说了。

韩乔生平时还喜欢说格言。但那是他的最高境界，不是经常说得出来的，这东西是为脆弱的牙齿准备的剔掉骨头的智能。在幽默到来之前，这东西明显是管用的。一个解说员，多少年来熬更守夜，总是准备了一大兜子鼓励与赞美的话，结果却稍不注意就把中国队看输了，又看输了，于是就泄气了，落进了激情的圈套，再加上数度要求国足要怎么踢，而结果仍是根本没按他的意思踢，于是他只好生气了，低着头颅硬着头皮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透支希望，他不再考虑说出的什么话，他以为那是另一个职业机器在代他说话，他气昏了，于是，先把“一鼓作气”变成了“一鼓气”，结果在不知什么时候，顺着“气鼓气胀”的情绪上来，顺嘴就溜出了“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还有一个改编成语出在杨澜身上，她作为2001年妇女节重量级的特邀主持人，一脸笑靥地启发一个来自成都的十三岁弱聪女孩，她打着手势，先推出她据说是最有书卷气的、从容的、高贵而大方的笑，她还差点又把右手作一个托盘以支撑她那书卷气意味太重的下巴，但幸好她及时地发现了坐在她对边的不过是一个孩子，于是她就暂时拆了架子，开门见山地问：你这么小，为啥就满口之乎者也呜呼哀哉了呢 

杨澜对一个孩子说出了“呜呼哀哉”的话，这可比赵忠祥或别的什么主持人的“联决”演出要可恶得多。读者可以去查对杨澜的这起两起文言一锅烩的快餐节目。

形容词就这么容易出错。为什么容易呢？我理解它是一种修辞，总是要去修辞里把自己修饰得很有水平的主持人很习惯它，因为要有激情嘛，常常都要唱高调，所以必须修辞。但修辞只有在正常状态下才是自然的，一旦你想多说多占就很成问题了。根据我对主持人的口形分析，一个总是要寻找修辞的人常常都是喜欢撒谎的人，简单说吧，寻找修辞就是寻找托词。

回到作家身上。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里写到腼腆的童男子杰罗米尔，当女朋友把头搭在他的肩膀上时，昆德拉在创作谈中说到了这一段的一个中心词：

“他感到自己被幸福淹没，甚至感到生理上的亢奋……一个姑娘的头对于他意味着超过一个姑娘的肉体，他想要一个被裸露的肉体照亮的姑娘的脸，而这个脸把肉体作为爱情的证明赠与他。我试着把一个词放在这种态度上，我选择了‘温柔’一词。我研究这个词：温柔到底是什么？我得出了一个接一个的回答：当我们被抛到成年的门槛上，当我们在童年时并未理解到的童年的好处被我们不安地领悟到，在那一刻，温柔便产生了。接着是：温柔，是成年给我们唤起的担忧。另外还有一种定义：温柔，是创造一个人为的空间，另一个人在里边像孩子一样被对待……我久久地观察我的杰罗米尔，试图一步步接近他的态度的根本，弄懂它，给它一个词，捉住他。”

这是昆德拉的态度，好像很传统地代替人物思考，但未必是他的本意。不然，他不会到后来有一章就像不怀好意地分析一个词，一个又一个的词。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认为这样的智力游戏好玩吗？他只想以此强调他的思索性的、跟哲学联姻的一类小说的出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