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把家接来了！”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北京大学东语系，甚至整个北大。1962 年中国的政治气候非常适合父亲安家。北大领导对父亲安家非常关心，立刻在朗润园分给他一套四居室的公寓。东语系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李铮、徐淑燕夫妇，忙着买家具，布置屋子。买书柜是最重要的事，除此之外，他们还特地为父亲和母亲，买了一张大双人弹簧床，在当时说来是很奢侈的。可是把大床布置好以后，父亲却很不高兴。他不愿意和母亲睡在一起，他的想法是要和母亲分开睡，并且他要独睡一室，否则他睡不着。这样一来，他们只好把双人床退掉，换成单人床,又把母亲的床安在客厅里，才算了事。

我和姐姐看了这种情况很不舒服，很不理解，心里顿时感到一股寒意。之后，每当我们看到母亲一个人孤单地睡在客厅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滋味。为了不节外生枝，我们就忍了下来，没有说什么。现在看来，夫妇在中年分室或分床而居也是人之常情，可那时候我和姐姐很难理解，母亲恐怕也难以接受，不过母亲向来是逆来顺受，什么也没有说。

有人建议我也搬过来和父亲他们住在一起。对这一点我早就想好了，根本没有打算那么做。那时，我和姐姐都已经结婚，有了各自的家，我们都没有这种想法。父亲当然也不会有这种意思。后来，有人曾问父亲，为什么不让你的儿子和你住在一起，好照顾你们。他嘿嘿一乐说，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新家就这样安置好了。父亲一家的新生活开始了。

我们家度过了1962 年、1963 年两年平静的生活。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给父亲家带来了相对的平静。父亲忙着他的著述和各种社会活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和姐姐则开始了为维护这个家庭的默默努力。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到北大家里去看望，干活，送东西。我们那时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父亲的工资则是我们的十多倍，我每个月都要给叔祖母和母亲一些零用钱。姐姐则给她们添置一些衣物。父亲每月给母亲一定数目的钱做生活费，要她记账，至于够不够，他不再问。因为他不肯再掏钱，母亲也不敢再向他要钱。缺了就拿自己的积蓄弥补。母亲常为此而为难。我和姐姐去北大的家，父亲是不拿钱出来的，都由我和姐姐贴补。我们如此顾家，引起了我爱人和姐夫的不满，这竟成了以后我们感情上不和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父亲一家的日子过得还是非常和谐、温暖的。每个星期天中午，总有一顿团聚的午餐。我们还经常邀请李铮夫妇参加。当然，父亲有吝啬的一面，也有浪漫大方的一面。他每逢“五一”“十一”“春节”，总要邀请在北京舞蹈学院工作的我的五舅、舅妈和我们全家一起外出游玩，吃大餐。我们几乎玩遍了北京各处景点，如故宫、天坛、颐和园、动物园、大觉寺、樱桃沟、八达岭等，吃遍了多处著名餐馆，如东来顺、全聚德、翠华楼、莫斯科餐厅等。出外乘车很难，但大家游兴不减；就餐几乎要拼命才能占到座位，但在奋斗之余，能享受美味，其乐也浓。抢位子的任务非我莫属，虽然极为困难，但我奋不顾身，又稍施小计，总能成功。只要能吃到大餐，哪顾得上谦让，谦让是富裕的装饰品。

1959 年、1960年我和姐姐分别结婚。可是直到1962 年、1963年、1964 年，我的儿子季泓、女儿季清、姐姐的儿子何巍才分别出生。生育困难，原因大家可能想象不到。那时全国闹饥荒，食品匮乏，人们处于半饥饿状态，妇女停经，男人乏力，怎么能够生育！有了第三代，全家都为此而欢欣忙碌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却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之火重又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农村“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开始了。父亲、姐姐和姐夫，我和我爱人都要去农村参加“四清”。孩子只好交给叔祖母和母亲照顾。平静的生活就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