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他已经有详尽的叙述。

在强大的压力下，“文革”一开始，我和叔祖母就干了一些蠢事。我们想把父亲的许多旧信处理掉。我在楼后面焚烧之时，恰巧有一队红卫兵走过，立即过来询问，并把火浇灭，把尚未烧完的信件拿走。这些便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无独有偶，红卫兵在剩余的信件中又发现了一张蒋介石的照片（这是父亲在德国留学时大使馆赠送的），这就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我和叔祖母为这件事感到非常内疚。

然而，蠢事仍不断地发生着。北大抄家之风骤起，气氛极为恐怖。叔祖母害怕放在厨房里的菜刀为歹徒所用，为给自己壮胆，就将一把菜刀藏在枕头下面，这显然是一个幼稚而迷信的举动。红卫兵来抄家，发现了这把菜刀，他们硬说是父亲图谋杀害红卫兵用的，并且在批斗会上亮出了那把刀，真是铁证如山，有口难辩，父亲只好承受拳脚惩罚。这件蠢事又使叔祖母懊悔不已。

按照红卫兵的命令，父亲把自己住的四间屋子腾出两间，由原住楼下的田德望夫妇搬进来居住。父亲的许多家具无处搁置，只得堆在田家的一间屋里，占了很大的面积。时间久了，田夫人不满。叔祖母是个急性子，便和我商议要把一些家具卖掉。我随即便把一套高级沙发、一个七巧板式紫檀木组合方桌、两把紫檀木太师椅等几件家具送去西单旧货店卖掉了。一共卖了50 块钱。第二天，家具店认为估价太少，又给添了5 块钱。谁知道，沙发不珍贵，那套紫檀木家具却是宝物，那是清朝末年重臣赵尔巽家的珍贵陈设，是父亲建国前夕购买的。父亲那时在农村，回来后得知他心爱的家具被我们卖掉了，大为心痛。叔祖母和我又干了一件蠢事，又一次懊悔不已。

我们干这些事，的的确确都是为了父亲好，虽感到懊悔但于心无愧。叔祖母和母亲来北京没有几年，就要和父亲共度艰难岁月，相依为命，可是叔祖母个性坚强，不畏艰难，不怕危险，无论多大的风险临头，总是咬紧牙关，坚韧面对，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情况越险恶，她的意志越坚强――她是我们家的一个擎天柱。她说话不多，但临危不惧，处之泰然。我母亲则以她那与生俱来的憨厚，面对这场她根本无法理解的灾难。她们俩总是想方设法为父亲做点可口的饭菜，用无言的支持帮父亲渡过一次次难关。

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我和姐姐也不敢回家，只有她俩带着孙子过活。我有时冒着风险偷偷地回去看一看，送点钱，安慰一下，如此而已。有一次我回去，正好碰到父亲被放回家准备参加下午的批斗大会。所谓准备，就是要自制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再用红笔在自己的姓名上打上个大叉子。姓名要倒着写，表示反动并且已被打到。他见我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如法炮制，只是在挂的绳子上做了点小手脚，选了根稍粗一点的绳子，以免脖子吃亏。

父亲一句话没有说，他表情严肃，正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他虽然念过许多书，走过许多地方，可谓见多识广，但对那场由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用伟大理论武装起来且是史无前例的疯狂政治运动，除了愤怒之外，也是茫然无知，他也一定认为是罪有应得，而且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