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推移，年岁不饶人。20 世纪80 年代末，两位老太太的年纪都很高了。她们除了维持一天三餐，已经没有力气再干别的活了。我母亲的腿有病，这时已经不能出门了。外出买菜、买猫食等事只能由叔祖母来做。上面说到，朗润园的居民总能看到，每天都有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太太推着一个小车，上面放着许多蔬菜之类的东西，慢慢地从通往小合作社的幽静的小路上走来，在文人的笔下这的确又是一景。岂不知年近九十的叔祖母是在多么大的责任感的支持下强撑着这么做的。

叔祖母和母亲渐渐无力再支撑这个家了。她们在家里已经互相交过权了：先是母亲把财政大权（生活费、饭票等）交给了叔祖母，随后叔祖母又交回了母亲。她们连这点权都无力执掌了。我们发现，冰箱里的剩菜剩饭都发臭了，她们没有精力去清理；家里的清洁卫生没人去做，衣物没有人去洗，室内没人整理，脏乱异常……我和姐姐商量，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家里一定要请人帮忙了。于是我俩提出，由我们出钱请一位阿姨。

父亲听了之后，沉着脸说：“请阿姨干什么？我能倒垃圾。”说后就不再理会。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看着实在不行了，每日两顿饭几乎都做不出来了。我和姐姐决心不理会父亲的态度，从济南请了一位阿姨，暂时解决燃眉之急。从那时到后来，我们前后一共请过将近二十位阿姨。每当一位阿姨要走，家里立刻发生危机，只得由我和姐姐请假回家值班。父亲不同意请阿姨，在他看来，家里的活，叔祖母、母亲再加上他都还能干。后来才知道，他心里还有更奇怪的想法，他认为我和姐姐想请阿姨是为了解脱我们自己，为了叔祖母和母亲，而不是为了他，所以他就不出工资。我姐姐说：“教授真‘独’！”（意思是吝啬、小气、只顾个人）。

说来也怪，他不同意请阿姨，可是阿姨来了，他对有些阿姨的关心甚至超出了对我和姐姐。从山东来的小莹，很会说话，因而颇得父亲的欢心。她常对父亲说：“您是我的佛祖，我要侍候您到老。之后我就出家当尼姑去。”父亲于是十分感动，竟至流泪。父亲从来没有招呼我和姐姐休息，却对小莹关心备至。后来小莹回家结婚去了，父亲还给她写了很动情的信。

我和姐姐累死累活地为家操劳，从来没得到任何类似话语的安慰。有一次，姐姐正在收拾屋子，父亲从书房出来见水龙头开得太大，过去就给关上了，姐姐十分生气，对我说：“我要和教授摊牌。” 我急忙制止，劝姐姐克制。可是，以后又发生了许多事，使姐姐一直没有放弃和父亲摊牌的打算。

“文革”后的季家，总的说来，是平静的、和谐的。其中原因，倒正是符合父亲在其杂文里的说法，就是要“容忍”和“真情”。事实上，不光是我们容忍了，不光是我们付出了真情，父亲也一定是在容忍，一定也付出了真情。不过父亲所容忍的和所付出的，恐怕正是对于我们、对于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这个家庭。可以说，他的容忍或牺牲要比我们的大，他的方式就是另寻寄托，譬如在猫的身上，而我们则充满了对他的抱怨。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事令人无法适应。孙女季清大学刚毕业，在一家外企工作，每月仅饭费补贴就超过了爷爷这位大教授的工资。这使父亲的心理非常不平衡。在诸如此类的事情刺激下，父亲写了一些散文，《论消费》是其中一篇。知识不值钱，知识分子不值钱，学术职称贬值，“教授满街走，XX（讲师）多如狗”， 他借用民间顺口溜发泄自己的义愤。

但是说归说，这些事情并没有影响父亲的工作，他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已是八十高龄的时候，开始了学术生涯的冲刺阶段。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著述上，每天“爬格子”不止，刻苦地工作。这满足了他要工作的急切心情，也能赚得一些稿费。尽管他的心理还是不平衡，但他要把因“文革”而丧失了的二十几年的时间补回来，只好排除杂念，努力著述，因为他自己觉得，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可惜好景不常，生活似乎不会让人稍觉称心如意――平静、和谐、温馨的生活就要结束，我们家就要发生巨大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