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处讲，我们对父亲的意见，无非是觉得他对家里人太吝啬，太小气，太冷淡。他在外面表现得越慷慨，越大方，越热情，我们的这种感觉就越明显。叔祖母曾私下里对我们说，父亲对外人亲，对家里人冷。我母亲也说，父亲里外不分，对外大方，对家里太抠门。虽然他们对父亲有意见，但真说起来，也不过是一些小恩小怨，他们对父亲绝谈不上有什么大仇大恨；虽然也有大恩大惠的事，可是我们家里人在那些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地支持父亲。譬如他向国家捐献贵重文物、书籍，向家乡捐钱盖小学，向党组织捐稿费等，我们都支持。我们从来没有仇恨过他，甚至连抱怨也没有。我和姐姐私下议论说，人都是一样，对里对外总是有差别的。一般人是对里亲近，对外疏远；对家人大方，对外人小气。父亲却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他与常人不同。对父亲的这种表现，我们虽然不赞同，但也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我和姐姐认为，这可能是父亲对自己的家庭没有感情的结果，是可以理解和应该体谅的。

我们因争吵而和解。父亲破天荒地做了自我批评。这以后，我一如既往，跑医院，伺候父亲，忙工作。可是，近十个月后，1994年12 月4 日，他突然在母亲去世前两天的时候，走到住处外面，对正在洗车的我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我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离开了他的家。母亲还住在XX 校医院，我每天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护她。

看来，父亲就是用这样的办法“遗弃了别人”，从而实现了他做悲剧性人物的宏大愿望。所以，他对这个在“无意中得之”的硕果，真是得意地喜形于色，连呼：“岂不快哉！岂不快哉！”父亲通过遗弃别人，而成为悲剧性的人物，真是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事、最勇敢的行动，也是最最超乎父亲性格之外的事。对我来说，是绝对难以想象的，如果我的叔祖母、母亲、姐姐在世的话，也一定会认为父亲发了疯。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样勇敢的事，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件。就是他以超乎寻常的魄力，容忍别人把追随他几十年的秘书李铮排挤走。这是两件绝对超乎父亲寻常的事。他以这两件事“求仁得仁”， 他认为他已经实现了成为悲剧人物的幻想了。岂不知，正是这两件事使父亲在以后十几年里受尽了苦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情的现实把他那既悲哀但听起来又颇为浪漫的幻想彻底粉碎。当然，几年后，生活的现实迫使他改选更张，开始深刻反省事情的原委和后果，总结出做人和人生长路的极为重要的许多真知烁见，这也许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但是，若真的谈到什么“悲剧性的人物”，在我们家里岂止父亲一人。可是，为什么他硬要把这顶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又为什么对这顶桂冠如此欣赏。我以为，他给自己戴上这顶桂冠是想说明，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只有他是一位弱者，他之所以成了“悲剧性的人物”又都是别人造成的，只有他一个人为家庭而牺牲，他的命运最悲惨，他的生活最值得同情。

其实，在我们家，除了他之外，悲剧性的人物很多。叔祖父母是不是悲剧性的人物？父亲的母亲是不是？我母亲是不是？德国的伊姆加德为他终身不嫁是不是？我姐姐是不是？至于我，不敢高攀，不敢附庸风雅。我只敢说，对父亲，对季家，我是仁至义尽的，但决不敢说已经求仁得仁，更何况成仁了，也不敢说我是什么悲剧性的人物。公平地说，我们家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悲剧性的成分，至于谁已经成了悲剧性的人物，谁要为此负责，我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