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成了悲剧性的人物，而且大发感慨，这本身就是很片面的。就拿母亲来说，如果她有父亲那样的知识水平，她写出来的散文，其悲剧色彩决不会在父亲之下。而我的姐姐，已经够得上悲剧性的人物了，如果能活到那时，她可能不会去写散文，但肯定早就和父亲摊了牌，结果也会成为被遗弃者（散文《哭婉如》不就遭遗弃了吗？），成为更加悲剧性的人物。

公平地说，季家本来就潜藏着巨大的悲剧性，我们这一家就是悲剧式的一家，这是历史造成的，这是社会的悲剧，不是某个人能担当这一责任的，也不应该把责任归到某个人的身上，更不要某个人自己宣称独吞了这一苦果。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或者减弱它的悲剧色彩，应该靠大家的努力。在我们家，开始大家都做了努力，叔祖母、母亲和姐姐应该说是做到底了，但不幸的是，父亲和我没能坚持到底。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但父亲难道可以辞其咎吗？在这一点上，我和姐姐是不能原谅他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人说，他的存单没有到期，而我竟逼他拿钱给母亲付住院费，还赠我“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后者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八个字。事实上，从母亲住院到她去世都是我付的住院费，我从没有向父亲要过钱。母亲住院当然要花钱，母亲住院期间，他把钱捐给山东老家，我什么也没说，我尊重他的选择，根本没有逼过他。只是有一次我们在湖边闲谈，他问起住院费的事，我报告说已经花了X 万元了。过了一天，他给了我几张存单，总数不到一万元，都是没到期的，没有他的身份证根本取不出来――这就叫逼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本来他应该承担全部费用，现在他只肯出一半。

至于那八个字，当然事出有因，我将要另加说明，这里暂且不表。不过，从这八个字可以看得出，父亲对我是多么地痛恨，他要判我的“死刑”，真的可谓大仇大恨了。过了许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重述了家人对他的那些意见，表白了我对季家的忠和孝，解释了我某些行动的原因并为之辩护，也针对有些人的作为说了八个字：

“冠冕堂皇，男盗女娼”。我说这话完全不是针对父亲，而是另有所指。父亲看了之后大怒，以为我是在说他，也就是儿子骂老子了，当然属于大逆不道，说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人侮辱过他，现在却受到了儿子的侮辱。他还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大党组织。

就这样，父亲用他果断的“遗弃了别人”的行动，最后把季家彻底摧毁了，完成了他的成仁之举，先于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只落得，家就是他，他就是家。“求仁得仁”，“悲剧性的人物”，都实现了，他创造了人间奇迹，确属应该庆贺：“快哉！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