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强暴他人，不如放弃自己。”

……

若想知道更多只有请教人。我们看着铜像身后的大教堂，这儿多半就是当年维多利亚修士的栖身之地。但教堂的门紧闭着，不是弥撒的时间。

正打算去敲门时，教堂的巨大铁门吱呀一响，几个人漫步出来。我们赶快跑上去，似乎是一位神父出来送客。

等他送走了客人，回身推门时，我们深施一礼，问道：

“您能给我们讲一点维多利亚修士的事情吗？”

他怔住了：“谁？你说的是谁？”

我们指着雕像：“当然，就是他，Francisco de Vitoria，萨拉曼卡的维多利亚修士。”

他听懂了。他的嗓音尖锐：

――“噢，你说他么？他是很早以前的人了！”

他不耐烦地转身进去，大铁门嘎然闭上了。我吃了一惊，这个家伙，好像他对维多利亚修士怀有一股仇恨。

突兀地，黑暗里剩下我们和那座孤单的铜像。

（3）

――谁都说，现在这个时代，朋友愈来愈少了。

可是我的朋友――只不过多是成了雕像的朋友，倒是多了起来。

在这座不小心会说它没意思的城市，还有一座雕像不能不提。它和我莫名地勾连，似乎是深交的密友。

不知始自何时，或许是从读过莫德在《托尔斯泰传》里写的一段话后，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这念头经过了整整一个九十年代，都没有变得淡薄。我在想像一个人，我对他抱着超出一般的敬意。他对我当时遭遇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参考，我一直企图贴近他。这个人（也许我说的是他的雕像），就是圣芳济各（San Francisco de Asis）。

莫德的那段话，是在他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对托尔斯泰的思想行为进行知己的批评时写出的。他迟疑着，反对了人类史上的一种流脉――虽然高尚但注定失败的思想和行动。我读得出他写这一段时，有一种情感纠缠笔锋的心境。话语斟酌到如此地步，显露出他的艰涩选择。莫德如是说：

但是托尔斯泰犯了许多高尚的智者在他之前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他看出一件重大的罪恶，又愤怒又急躁，急切地接受了一种不适当的补救办法∶但在试验这个补救办法时却没有成功而是失败了。劝说人们离开人类生活的主流，而采取一条孤立的道路去拯救他们的灵魂这个办法，一次又一次地被尝试来纠正社会的弊端；但是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以外，一切社会改革的道路都证明是死胡同。早期基督教公社是这样，伟大的圣芳济会运动是这样，托尔斯泰运动也是这样。

不过，尽管莫德的忠告使我冥神苦想，但他给我更大的提示还是他列出的名单：早期的基督教公社，圣芳济会运动，托尔斯泰运动。

对圣芳济各，他使用了“伟大的”一语。而那时，不知何故我正把圣芳济各想像成天主教的苏菲。他的清贫形象，他的褐衣麻索，他的秃落头顶，都和我心醉的伊斯兰神秘主义者不仅异曲同工，而且惟妙惟肖。

当然我已学会留意事情的复杂性。谁知道在雕像的背面，没有藏着针锋相对的故事！有时我甚至暗想，我永远不能对他们――发达列强的文化，达到精确的把握！也许我的异国随笔，不过是我即时心境的记录，以及我善意的愿望而已。

我怎能知道圣芳济各会的暗部？就如同伊斯兰学界，就算你啃完了一本弗莱彻的专著，你以为你就得到了火中之栗虎穴之子么？……我不熟悉圣芳济各的“伟大”的初期，更不清楚他的“失败”，但是我喜欢他如同圣徒的远影。维多利亚修士也一样，毕竟他的原则是新帝国主义战车无法逾越的障碍，如当路拦截的一座石敢当。

人类就沿着这些人的脚印进步，毕竟第一步，是由他们迈出的。

我每逢遇见合适的人，自然是基督教的信友，就朝他们打听圣芳济各。可是我那些朋友大都语焉不详。我还喜欢路过教堂时，就试着和神父攀谈。在圣塞巴斯蒂安，我们几乎靠这样的攀谈，和一个巴斯克神父聊得两相满意。但这在中国不易：他们在和陌生人交谈时，是敷衍的和警惕的。

渐渐地，遥远的圣芳济各成了我心里的一个情结。有时，电视里出现了教堂或教士，别人正看情节呢，我却突然大喊道：“看！圣?弗朗西斯科！……”

因为我看见了绳子，那条教士腰上束着的、充当腰带和标志的绳子。一定是他们：白绳子，打着结，褐色长袍……

还曾拜访过一个叫“小兄弟”的修会。他们也穿褐袍，被称为Capuchinos――这个词正是北京流行的起泡咖啡的名字。神父自称他们与圣芳济各会类似，我却觉得绳子系法似乎不同。

那天也没能畅谈：教堂正有一个集会，满街的白发老夫老妇，人拥人挤，我们要拜见的神父穿梭其间――还能指望谈什么呢？我坐在小兄弟会教堂的台阶上，消磨了一个冬日的下午。玻璃般的民主破裂了。暧昧的人道主义呢，大概被忘掉了。所有的人，不管怎么标榜民主的人都不吱声。一个新帝国，一个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新十字军，正在指鹿为马，胁迫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