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无所事事,只呆坐着,盯着小兄弟会的屋顶。
在高高的尖顶上,一下午总是停着一只啄啄跳跳的鸽子。谁知道我的心思?谁理会我对他们――圣芳济各、马明心、托尔斯泰的追究?这一杯Capuchino不喝也罢,满意的答案,怕要走一趟阿西西才能找到。那只鸽子不时跳上十字架,又跳到一个褐衣教士的浮雕。我眺望着鸽子,心里茫然若失。
San Francisco!……我暗自念叨着。不知为什么这名字惹我喜欢,它朗朗上口,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那天我还没有看到圣芳济各的雕像。
在萨拉曼卡找到雕像的那天,是在维多利亚修士之后。
(4)
圣芳济各很难找,最后发现,它躲在一个小小的公园里。
与前两座不一样的是,圣芳济各是一个现代派的铁雕。粗糙厚沉的黑铁,弯成尖顶帽,铸成刀剑般的腰绳。那个铁像扭曲着,做着一个古怪的搂抱姿态。当然做得粗糙,使用铁质,都可以强调他的安贫。现代派的手法,更可以略去事务的暗黑一面。
维多利亚修士和圣芳济各派似乎在给我描绘着一个粗粗线条,这个轮廓里似乎充斥着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它不是中国智识阶级装点嘴巴的人啊人,它随时准备牺牲――从抛弃财产到反抗皇帝,从受歧视的思想到被判为异端。
当然,还从一个异端到从者如流的大派别,一种纯净的理想,到一个世俗化的教团。在浊浪滔滔的人间社会,它被本能与利益的合力裹胁,随波而下,九曲八折,迷失了遥远的初衷。
坐在铁圣徒的脚下,啃着剩下的半个波卡迪奥,我看不懂他虚怀合抱的姿势。
几个铁星星,粘在他的手上或那合抱的袖口上。
――或许那不是铁星,是变形的鸽子?
愈看愈觉得,粘在圣芳济各袖口的铁星,就是鸽子。
突然想起小兄弟会屋顶上的那只鸽子。我恍然大悟:落在屋顶上的鸽子,成了建筑的一部分。和这铁星鸽子一样,它是建筑的活雕塑。这鸽子的含义是什么呢?愈看愈像,几枚铁星粘着黑铁的衣袖,古怪的形状没有遮住飞翔的姿态。没错,就是变形的鸽子。
圣芳济各,他究竟和鸽子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有人说他生前呵护动物,我觉得不仅那么简单。看来到处与圣芳济各有关的地方,都有鸽子的存在。我猜来猜去,还是想到了那只叼回了橄榄枝的鸽子。也许恋着圣芳济各不肯离开的鸽子,正以眷恋呼唤和平,虽然今天人们正在容忍战争,谁都不理睬和平的教喻。
我只能找到这样的他,这座变了形的铁人,就是让我牵挂了好久的他。
再端详时,铁像愈发地怪异了。
莫德在那段温和告诫的末尾,提出了他的主义:
“脱离普通群众,我们决不能生活得更好。在实践中,结果是拒绝专业化的人――就是说,拒绝主要从事他能做得最好的工作――倒真正是过着不自然的生活。”
必须说,这样的主义,导致了对战争和杀戮的漠视。在事实上,高尚的取道未必就一定意味着绝对主义。关心他人,也不一定就是缺乏对人的复杂性的判断和机智。
不,即便莫德的善意是确实的,即便他的探讨基于深刻的社会经验和真实――人们也不能以那些经验做为依据,批判托尔斯泰的原则。因为在今天,在暴虐的武力行为之外,还有恣意的舆论制造。这是更大的罪恶;它随着电视信号的覆盖,占领着每一个角落,腐蚀着艰难的世界。
国际法被侮辱了,虽然电视机高唱国际准则。共同语言在呼喇喇崩溃,哪怕再简单的黑白是非,看法都冰冷地截然对立。语言的灾荒也随之蔓延――抵抗者牺牲被称为击毙,侵略者被击毙却叫做战死。战争被称作反恐,占领后的压迫,叫做安全局势。
离开那天,我们又沿着旧路,把三座雕像浏览了一遍。
维多利亚修士的青铜像和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个雕像如出一辙,除了那本他的著作。显然,他被敷衍了事地塑成了一个没有个性的街头饰件。
圣芳济各的铁像则意有所指,粗糙、黑铁、抽象,都显得言简意赅,且避开了细节。包括他座下的冷清,雕塑所处的公园是一个没人去的角落,门可罗雀,连鸽子都要焊接粘住――我不由佩服无名的作者。
维多利亚,圣芳济各――他们若是都失败了,还有我们伟大的导师托尔斯泰,他若也最终失败――那也无非是人的精神,以及文明程度的一次失败而已。
而不朽名著《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的纪念雕塑则是手法含混的,一如罗丹的作品。那本书的语言太诙谐了,这样易招误读;好像只要凑得出噱头谁都可以续作,一个中译本就干脆把它译成《小癞子》。而罗丹笔法抹平了雕塑版的明亮,它暗含忧郁,眼神模糊,老头不刁,小孩不油,人物显得比较“正面”。
但我们是一些前定主义者。虽然缺乏职业的流浪儿履历,却对小拉撒路他们那一套生来熟悉。我们的血统里,活跃着一种随时准备找他俩入伙的暗示――因为我们宁肯那样,也不愿做体制的顺奴。他俩确是我们的同伙,不同处顶多是,我们的形式是思想的流浪而已。
到了二十一世纪,才发现人没有怎么进化。和平、高尚、他人的饱暖,那一样都没上完初级班。我突然悟到――只有他们,这托尔美斯河上的流浪汉,它的含义才是最隐秘的。人类还会从头开始,从解决最低限的需求开始,重头跋涉漫长的进步之路。踟蹰于饥寒,如动物流浪,重复小拉撒路在托尔美斯河上的悲惨旅途,永远也不能答复――关于人道的深刻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