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福尔蒂跟各种棘手的意大利犯罪活动都过过招，对他们的行业技巧了如指掌。为了对付意大利最凶悍、最强硬又最有组织的犯罪行为，他职业生涯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都不得不在地下进行。尽管早年他的妻子女儿受过威胁，他和妻子后来还是新添了三个女儿，现在孔福尔蒂已经是个五个外孙的外公了。他对法律的忠诚和对改善意大利社会的渴望，深深影响了他的子女，其中有两个女儿从了政，并且嫁给了政府官员。

1990年，孔福尔蒂开始掌管文物宪兵队。他担负着“复兴”它的重任。文物宪兵队那时只有六十个人，在圣依纳爵广场那座楼上办公――没有任何分支。不到两年， 孔福尔蒂就在巴勒莫建了第一个分支，两年后在佛罗伦萨建了第三个。随后，几乎在梅尔菲抢劫案和吉里昂行动的同时，那不勒斯分支开张了。巴里、威尼斯和都灵的分部也提上了日程。

孔福尔蒂在艺术上并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但高中时教他艺术课的老师却让他终生难忘，因为她每天都戴不同的帽子，并告诉他，在意大利，人们随时随地都被艺术包围。因此，他热爱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就像热爱贝多芬和肖邦一样，他们是他最喜欢的三个艺术家。

刚调到文物宪兵队他就知道，尽管意大利的艺术馆保护森严，很受重视，但它的亲戚――考古学方面的收藏品却不怎么受宠。获得的投资少，在政府的大事表也没什么位置。所以他对梅尔菲抢劫案有点悲观。能给他希望的线索只有一个。

重量级的盗窃案，比如梅尔菲案件，都需用国际性的眼光来审度。此案中的瑞士车牌就是一个证明。但即使没有它，我也会考虑到国际性问题。因为，如果只是一场小小的国内抢劫，就没必要大动干戈地持枪蒙面。如果窃贼们决定去偷非常重要的高档物品，要么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买主，要么是他们认为偷来的货肯定会有人买。很多次，我们在追贼追到了瑞士边境，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我们不能随便越境。我们的司法权到此为止。所以从客观上来说，瑞士法律其实帮助了那些罪犯。鉴于古董交易常常具备的跨国交易的特征，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在意大利国境之外我们也有权调查。当梅尔菲古陶被盗时我们获悉窃贼开的是瑞士车，我就想：“这可能是我们进入欧洲的一个跳板。”

但调查从哪里着手，孔福尔蒂依然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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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比起来，意大利的警察机关（此处不太严格地借用这个术语，因为意大利文物宪兵队其实是属于军方的）自有它的优势。鉴于古董盗掘在意大利非常猖獗，因此文物宪兵队掌握了一批嫌疑人名单，并将他们时刻处在自己的监控之中。尤其是电话窃听，更是家常便饭。窃听是语音激活的，而且文物宪兵队的窃听权每隔十五天就必须向法院申请一次延期。在像梅尔菲抢劫案这样的大案中，电话窃听尤其重要，因为可以警方可以根据通话量来锁定可能的嫌疑人。

调查员们已经从长期的经验中懂得哪些人应该重点关注。通话量最少的是盗墓者，他们一般都是干粗活的农场工人之类，很少打电话。比他们通话量稍多的是那种盗墓者们称做“地区头目”的人，他们负责收购盗墓者挖出的赃物。他们表面上一般都有一份白领的工作，受过较好的教育，从电话记录上看很少打越洋电话。梅尔菲案件之后，调查员们发现卡萨尔-迪普林奇佩地区一带通话量猛增。卡萨尔-迪普林奇佩是那不勒斯以北的一个小镇，以出产美味的水牛奶奶酪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