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大多数的东德民众是痛恨统一社会党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个党所实行的就不是民主统治。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话说回来，多数人的立场并不一定代表真理，比如许多德国人就曾经支持过纳粹，是苏联红军的到来解放了德国。很显然，共产主义者遭遇了阻力，不少人的脑袋里仍被旧日的残渣余孽所充斥。可难道二战过后长达三十四年的时间还没有将这些人的脑子洗刷干净吗？我不敢大声提出这些疑问。这倒不是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安全，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度过的第一天，我不想让别人以为我是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缺乏意识形态教育的愣头青。

“你们得各自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弗里茨又说。什么，取名字？我们又不是没有名字！“你们需要化名，因为你们在东德属于非法居留，不能让西德那边的人知道你们来过这里。你们还会在学校认识很多人，他们都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有丹麦的，芬兰的，等等。对于去西德参加培训的自由青年团员，也不能排除他们中间会有人叛逃的可能。”――“叛逃”这个词专指逃到西德去的东德人――“所以有几条禁令是你们必须遵守的：绝不允许向任何人泄露你们的真实姓名，也不许让人知道你们是从哪个城市来的；尤其要切记：严禁与他人交换家庭住址或电话号码，即便和某人发展私人关系时也绝不可以――当然了，建立私交也属于禁止之列。”听到这里，我联想到了“风纪问题”。临行前，劳工青年团的主席曾一再叮嘱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时刻提高警惕。

我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给自己起动物的名字。“狗子”是卡勒的化名――“我要像条狗一样对党永远忠诚，我在家还养着一条可卡犬呢！”他说。汉堡来的同志马上管卡勒叫“革命狗”，但正式的化名还是定为“狗子”。我选择了“耗子”这个名字。上中学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绰号了，我希望自己在和资产阶级敌人的周旋中表现得像一只机智狡猾的耗子，除此以外，我还是个出了名的杂食动物。安德里亚给自己取名“狮子”，彼得自称为“鳄鱼”，乌里克则摇身一变成了“美女蛇”，因为她想取一个听上去“有女人味儿”的动物名。弗里茨老师抱怨起来：“在你们西德的青年团里，女权主义的影响真是越来越严重了。”不过“美女蛇”这个代号最终还是被批准通过了。

我们坐着橄榄绿的小巴士，一辆二冲程的巴尔卡斯B1000，告别了柏林，向着北方那未知的目的地一路进发。弗里茨老师说：“我们现在去的是民主德国最神秘的地方之一。”他的话让大家充满期待，对我们来说，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已经够神秘的了。一路上，弗里茨不断地讲起此行的目的地。从他口里我们得知，我们将在那里度过接下来的一年，那个地方曾经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爱巢’。1936年，柏林市将一片风光旖旎、湖光树影的绿地赠给约瑟夫 戈培尔作为他39岁生日的贺礼，还在上面给他建了一栋乡间别墅。当年，戈培尔曾经在那里和他的女伴们尽欲穷欢。1945年，苏联和波兰部队占领这栋别墅的时候，遭到了埋伏在那里的党卫队走狗的拼死抵抗。战友们在一所野战医院里照料在战斗中负伤的同志。1946年，战友们把这块地方移交给了自由青年团，此后它一直是我们的干部培养基地。1950年，威廉 匹克将这所干部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于是有了“威廉 匹克青年大学”这个名字。威廉 匹克的名字对我而言近乎神圣，他是民主德国的第一任国家领导人，于1960年辞世。他在生前已经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所学校了？真有点不可思议。无论如何，毕竟我们现在知道了要去什么地方，从今以后，我们将在那里被培养为职业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