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车子经过路边一块标有“严禁超车”的告示牌时，一辆黑色的苏联产“海鸥”轿车旁若无人地超过我们的“巴尔卡斯”绝尘而去，旁边还有闪着蓝灯的警车保驾护航。“是某位政府要员。”弗里茨解释道。看到特权如此大行其道，而且是在并无任何拥堵的郊外公路上，这让我气不打一处来，但此时我只能选择沉默。在万德利茨附近，我们穿过了一条干道，它的尽头正是埃里希 昂纳克和其他东德高层领导人戒备森严的驻地。

之后我们向右拐入一条林荫路。路牌上用德、英、法三种语言标示着“军事管制区，巡逻部队禁入！”的字样。混交林浓荫遮天，越来越密。几分钟后，一片被铁丝网包围的林间空地进入了视线。载着我们的汽车停了下来。在松树和桦树的层层掩映下，隐约可以瞥见不远处的岗楼。一位民警走了出来，他像边防警一样探头到小巴士里，认出是弗里茨老师后，他摆摆手让我们通过。我们的车开进了威廉 匹克青年大学的校园，我们来到了自由青年团的最高学府！

不一会儿，树林中出现了一片斯大林时代的宫殿建筑，那种气势宏伟的巴洛克风格我从不少苏联图片上已经有所了解。正如我们听说的，戈培尔的乡间别墅已蜕变为共青团员的革命教育圣地。这座五十年代的宫苑由六幢巨大的建筑合围而成，开阔的园地足以抵得上一个足球场。

弗里茨老师领着我们这几个来自西德的男同志来到“1号楼”，一栋赭黄色外墙的公寓。“美女蛇”不得不和我们分手，因为她被安排在了女生宿舍――“2号楼”。弗里茨说：“我知道，你们西方人会觉得这么做很奇怪，但在我们这里，男女必须分开住。”

我们的房间里满满当当地排了六张床，衣柜里全被苏联制服挂满了，它们是我们的同屋――两位亚洲男士的家当。这两个人冲我们点点头，一言未发――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始终如此。因为他们既不懂德语，也不懂英语，所以和他们聊天的企图也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我们从弗里茨那里了解到，这两位同志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来的。他们两个看上去起码有四十岁了；如此说来，“青年干部”这一概念的界限在蒙古似乎也不那么泾渭分明。和所有的外籍学员一样，学校也为他们配备了一名专门的课堂翻译。在青年大学，人们总是要特别强调我们这些从联邦德国来的同志也一律属于“外国人”。在公寓房间里，既没有单独的盥洗池，也没有抽水马桶，同一楼层的人集体共用一个水房。当时我想：“慢慢就习惯了。”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

我们对周遭的环境研究了一番。青年大学坐落在柏根湖边，在那里我们发现了戈培尔的“爱巢”，它现在已被改造成专为学校教职员工的子女开办的幼儿园。幼儿园老师给我们演示了如何可以使壁炉间的窗户自动降落――这是一种为纳粹首脑设计的特殊装置，一旦遇到危险，戈培尔可以随时跳入窗下的柏根湖逃生。眼前这片湖水的水位相比当年已经低了很多。我们沿着柏根湖的岸边散步，干枯的落叶在脚下哗哗作响。绕湖岸步行一周大约需要半个小时。

晚上，我们踏上足有四车道高速公路那样宽的台阶，拾级而上，一座气势恢宏的宫殿映入眼帘，这就是我们的教学大楼。人们为建造这座知识的殿堂专门堆起了一座土丘，建筑的顶部坐落着一尊无比巨大的英雄塑像――代表工农群众的一男一女共同挥舞着一面旗帜。毫无疑问，塑像上展示的是一面革命的红旗。几百号人走在同一条大路上：民主德国的同志穿着蓝衬衫，佩戴“自由青年团”徽章，非洲的同志身着五颜六色的花布衫，丹麦的同志穿着破了洞的牛仔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