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是妓女，大多数知情的苏联人也不这么看。“她们配合得不错。”莫斯科人这样评价道。安德烈是个官运亨通的男人，他在共青团负责对外事务，因此少不了周游世界，而这是普通的苏联市民望尘莫及的。他出手阔绰，给维拉、柳芭和塔妮娅赠送礼物时极尽慷慨之能事。他曾答应说，有一天要把她们送到外国去享受生活，要么去纽约，要么去巴黎或伦敦。虽说这诺言到目前为止尚未兑现，但他拥有权力，这是铁板钉钉的不争事实。“这全看我自己愿不愿意，”维拉说，“如果我对他好，他自然会为我效劳。”柳芭和塔妮娅的想法也差不多。她们三个人都觉得和其他两个女人共用一张床是件很不自在的事情。维拉说：“我得更卖力点儿，好让他觉得三个人当中我是最佳人选。”

俄罗斯女人都是靠和男人睡觉来往上爬的，除此之外很难有什么见效的方法。所谓“男女平等”，那不过是报纸上的宣传口号而已，掌握权柄的都是男人。在这里，只有权力说了算，而不是金钱。即便有钱也买不到奢侈品，商店里从来没有量身定做的东西。即便有钱也无法出国旅行，除非你是国家干部。相对于这样的社会现状来说，维拉她们三个所取得的成绩足以让其他苏联女人艳羡不已：她们都已经爬到团中央干部安德烈的床上了。

安德烈享用着作为领导干部的特权，还享受着挑唆三个女人互相竞争的乐趣。和苏联的许多干部同志一样，他已经提前进入了发达共产主义阶段，即“各取所需”的大同社会。

从苏联归来，我开始在国内巡回报告。当然，在酒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里向人们讲述苏联见闻时，我对共青团干部的床上故事只字未提。

在此期间我还认识了很多人。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沃尔夫斯堡的蓝眼睛姑娘爱莉丝。我曾在她和别人合租的公寓里过夜，因为团委和《活力》杂志社没有给我提供住宿费。同志们互相帮助，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旅行途中，我们都使用一种联邦铁路部门发行的通用年卡，这样一来，不必多花额外费用就可以乘火车走遍全国。团中央给我们《活力》杂志社编辑和其他青年干部发了很多张这样的年卡。星期四我还在沃尔夫斯堡做采访，星期五又出现在汉堡街头，到了周一我又必须赶回多特蒙德报到。我给爱莉丝打电话，问她能不能在合租公寓的沙发上过夜。我的心意已经表达得相当直接了，因为从汉堡回多特蒙德只需要四个小时的车程，而沃尔夫斯堡根本就不在这条线上，如果不是为了专程去找她，我完全不必费这样的周折。爱莉丝马上爽快地答应了：好吧！

周六晚上沃尔夫斯堡正好有一个啤酒节，我、爱莉丝、还有她的几个朋友都一起去了，大家玩得很尽兴。晚上十一点，其他人都回家了，只留下我和爱莉丝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帐篷前。我心驰神往地讲起了莫斯科的地铁，爱莉丝伸手捂住我的嘴：“能不能打断一下你的报告？我想吻你。”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女孩子湿吻。也是我第一次做爱。爱莉丝和我都读过艾丽卡 琼 的女性情色小说《怕飞》、著名的《海蒂性学报告》，还有亚历山德拉 柯伦泰 的《一个性解放的女共产党人的自传》。和我不同的是，爱莉丝虽然年纪轻轻，却从这些书中汲取了不少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