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娜塔莎悄悄告诉我说，她的国家非常僵化，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发表自己的真实观点。我没有听信她的话，这既不符合我对世界的认识，也不符合《活力》杂志的风格。

接下来，我们飞往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辛菲罗波尔，那里有更多的“和平运动人士”在等着我们。苏联的年轻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在合作修建一所幼儿园。据说，泥瓦匠里还有几个美国志愿者。

我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推起小车，抡起铁铲。从美国和荷兰来参加和平运动的大学生们抱怨说，两天以来，他们一直在搬运沙子和砖块，从这一处搬到那一处，工作没有人组织，既无秩序，也无意义；苏联的年轻人还总是磨洋工。

第三天，工地上停工了。“你们大概更愿意歇着吧！”从莫斯科来的共青团干部安德烈眨着他的小眼睛狡黠地说。他总是一脸怪笑，看上去就像意大利情圣卡萨诺瓦。他身后还跟着三个打扮妖艳而入时的俄罗斯姑娘。显然，她们代表的是苏联青年。看得出来，她们根本就不想动手干活儿――弄脏自己革命的小手可怎么办？

晚上，青联的副主席来了。他是个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干部，胸前挂满了勋章。虽然他已经退休了，却老当益壮地重新回到青年团体中担任职务。我们和这位老英雄痛饮伏特加，为青年人干杯，为和平干杯，为姑娘们干杯。

和我在旅馆里住同一房间的比尔，是个从美国马里兰州来的小伙子。他向白发苍苍的青联副主席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部队要开进阿富汗？老英雄冲他吼道：“你看看越南！再看看尼加拉瓜！最后他们是什么下场？”

比尔又和他谈起了苏联的同性恋问题。上了年纪的青联干部一脸不屑地说：“我们这里没有同性恋！”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他们都被关起来了。”

回到房间后，我和比尔继续刚才的谈话。我们俩都对苏联打压同性恋的做法感到很气愤。对于阿富汗问题，我认为那个老兵的论据很蹩脚。身为左派人士，我和比尔都对美国入侵越南和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行径持强烈谴责的态度，但这怎么能和苏联出兵阿富汗相提并论呢？苏联支持的是反对中世纪宗教势力武装派别的进步政府，那位老同志本该这样解释才对。

我这个德国共产党员和美国的左翼分子在此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比尔的另一番话却让我吃了一惊：“叫安德烈的年轻干部和那三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和嫖客、妓女之间没什么两样！”

这种盲目的反共言论有点太离谱了。根据我的认识，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能恪守共产主义道德。时至今日我还对狗子和桑迪的关系耿耿于怀。我想起了访问越南时的亲身经历，当胡志明市还被叫做西贡的时候，曾被美国大兵当作寻欢作乐的窑子。人的意识的确不像法律或财产关系那样易于改变，但是在苏联、在十月革命发生七十年后，难道还是如此吗？共青团的干部会从中受益吗？

多年后我了解到：维拉、柳芭和塔妮娅，这是跟在安德烈身后的那三个俄罗斯姑娘的名字。她们三个人争风吃醋、互为情敌，每个人都想把安德烈据为己有。尽管如此她们还是会滔滔不绝地闲聊，因为她们趣味相投：纽约的时装，巴黎的香水，伦敦的珠宝首饰――当然了，还有安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