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接到了一封从罗斯托夫寄来的信。写信人是艾拉,当年我在采访苏联改革期间结识的那个性格张扬的小女生。她在信中介绍了一些自己的近况,说她在上师范大学。信是用英文写的,因为她不知道我的俄语已经小有进步:
“前几天莫斯科有个摇滚音乐会,我也去了。看到了蝎子乐团,简直太棒了!还有好多明星,邦 乔维,奥兹,史密斯飞船……都是我喜欢的。除此以外我的生活可以说平淡无奇。希望你能这里来看看,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去德国旅行,看看那里的风土人情。诚挚问候!
你的朋友:艾拉
另:我妈妈也问候你!请原谅我的文法错误。”
在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上,我在苏联出版社的展台前转来转去。我发现莫斯科的进步出版社几乎出版所有语言的书籍,其中包括德语书。我能到那里做德文编辑吗?“恐怕很难,”德文编辑部的主任回答我说,“我们一直都是让民主德国的人来做这项工作的,况且现在人员编制都满了。不过您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社长。”
社长坐在展台后面的隔间里,正在喝格鲁吉亚香槟。听我道出来意后,他说:“佳杰思先生,您当然可以在我们这儿工作,我读过您在《活力》上的文章,还想过把您的文章结集出书呢。”社长当即拍板,让我从明年一月份开始去进步社工作。也就是说,几周以后我就可以飞往莫斯科了。
11月9号,柏林墙轰然倒塌。几天后,我乘火车前往卡尔-马克思市――我想在去莫斯科之前见桑迪一面。
车厢里群情振奋,喜气洋洋。我和别人一样,打心眼里为东西德之间可以自由通行而高兴。很多人在用萨克森语交谈,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再想为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而奋斗了,他们想要的是钞票和奔驰。“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很快变成了“德国,德国,统一的祖国”。相比之下,我还是更愿意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苏联这个国度。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说,要建设一个新的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在卡尔-马克思市寻找别人推荐的“会议宾馆”。“去市中心是哪个方向啊?”我拦住一个路上的民警问道。“这里就是市中心。”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因为这里的楼与楼之间到处是水洼和泥坑,我一直以为是郊外的什么地方。后来我了解到,不久后将改回旧称“克姆尼茨”的卡尔-马克思市面临一大难题:在民主德国时期,这个城市把有限的资金全都用在了住房建设上,而忽视了其他的基础设施。
尽管当时青年大学不允许异国学员之间互换联络方式,但桑迪还是给我留了她的地址:萨尔瓦多-阿兰德大街。和许多东德居民一样,她的家里也没有电话。载我到那里的出租车司机说,这条街属于弗里茨 黑克特地区。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弗里茨 黑克特是一位建筑工人和革命榜样,也是当年桑迪所在学员班为之奋斗的荣誉称号。车子越开越近,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桑迪还在那里吗?我会马上见到她吗?在民主德国,找一栋新的住宅并不容易。弗里茨 黑克特地区全部是七十年代建造的板式楼,是昔日的民主德国大张旗鼓宣传的卓越成就之一。与这个城市半数的住宅不同,这里的房子都配有浴室。既然有这样的条件,桑迪应该没有搬走。
带着忐忑和希望,我下了车,走近眼前这栋漆成红色的高层板楼。我站在楼门口,对着标有住户名字的按钮慌乱地搜索,终于找到了桑迪的家姓。
她的家在九层。我忘了电梯是坏了还是压根就没有,只记得我二话不说就往楼梯上冲去。敲门的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十年。
门开了,探出的是一张老女人的脸,她披着一件碎花浴衣,下面露着两条胖胖的粗腿。
“您好,请问桑迪在家吗?”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快走吧你!”老女人操着一口浓重的萨克森方言,一脸的不友好,而且看样子想把门立马关上。
我并不是一个死乞白赖的人,但在那个当口也顾不得许多了,我飞速地伸出一只脚抵住房门。
“我是桑迪在青年大学的同学,专程从多特蒙德赶来的。”我气喘吁吁地说。
“你想干吗?”老女人咄咄逼人。
“她还住这里吗?这个地址是她给我的。”
“都什么年月的事了!离婚以后她和我们家没什么来往。”
“那您知道她去哪――”
“她跟个俄国佬跑了!”
过了好几秒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和我说话的人是桑迪以前的婆婆。桑迪和前夫离了婚,这倒是并没有让我觉得太过意外。这么说她又找了一个俄罗斯男人。
“他们搬到哪里了呢?”我穷追不舍地问道。
“跟俄国佬跑了,你说能去哪啊?反正她不会再回这个城市了。”
趁我不防备,老女人像狗撒尿似地抬起她的胖腿,狠狠地踩在我的脚上,我疼得缩了回来。门“砰”的一声合上了。
这天下午,我又返回去试着敲了几次门,但每次都吃了闭门羹。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那里。这么说桑迪现在是在苏联了。苏联那么大,在那里找她不是大海捞针吗?不过兴许在苏联的德国人都互相有点联络。反正我马上就要去莫斯科了,俄语我也学会了,还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我立即开始着手打电话、写信,联系青年大学的其他同学。我想通过他们找到桑迪的线索,说不定其中有谁恰好知道她在苏联的地址呢!可为什么她的婆婆说,桑迪再也不会回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