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爸爸亲自调教，我的身体已非常强健，令整个军区大院的人刮目相看。

也许是随了各自爹爹的缘故，大院里的孩子，几乎人人尚武好斗，且顽皮异常，又几乎都不去幼儿园的。部队里，军官的妻子们统称“家属”。 几乎所有的家属都闲散在家，而又几乎所有的家属，都不能将她们那些精力旺盛的宝贝蛋牢禁家中。

孩子自有孩子的世界。小一点的，自有三两一伙，四五一群，下地抓抓蟋蟀，上房堵堵烟囱；十来岁的娃娃就不一样了，他们偷马骑，偷车开，偷枪玩……， 玩得带兵打仗的父辈们头痛欲裂。

最终将孩子们管束起来的，还是那些十七八岁的警卫员、通讯员。小伙子们将首长们的孩子按年岁分级，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摔跤、跑步、爬竿、讲故事。

前三项，我兴味索然。我从不与同龄人斗力。因为爸爸说：“跟同龄男孩或跟比你大的女孩争斗，是最没出息的窝囊废。” 而照警卫员们定出的“军事纪律”， 我又绝不能分去大孩子一级，才六岁多哩!

只有故事会，是不分年龄的。我最喜欢。

五十年代初期，在那片充满阳光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人们崇尚的是英雄。我们心中的偶像，清一色，全是又年轻又勇敢、既高尚且简单的人。

中国偶像，当然有被敌人挑在枪尖的放牛郎王二小，十三岁的王二小孤身一人将鬼子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有“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有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有用胸膛去堵机枪的黄继光……至于外国的，则全是苏联偶像：如卓娅、舒拉、保尔?柯察金。

怪得很，小小年纪，我们想的不是如何好好活着，而总是憧憬如何壮烈死去。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理想的死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后院的五个孩子，他们发誓要学狼牙山五壮士，面对越缩越紧的包围圈，拔了枪栓砸了枪把，然后哈哈长笑，纵身跳崖……

会议厅前有一颗硕大的黄桷树，枝杆硬朗，浓叶婆娑，可供好几十人乘凉清谈，四川人叫“摆龙门阵”。 家属们各自端张小板凳，在日影里、月影里纳鞋底织毛衣。孩子们则分头寻了适意的树杆树根根坐了，诚心诚意地为自己或为朋友，争先恐后描绘就义的蓝图……偶尔为父辈走过时听了，尽管他们人人都有一章刀头舔血的历史，也不禁为儿女们这种狂热的赴死精神皱眉。倒是没人干涉。也许父辈们觉得：孩子们说说而已，反正死不了。聚在一堆探讨一下死亡的方式，总比小家伙们劈了树丫做弹弓，列了阵对射安全得多。嘿，谁知道这些老军人想什么呢!

有个周末，照部队惯例，操场上放起露天电影来。是个苏联片。我记得是黑白的，片名却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叫《真正的人》就是叫《无脚飞将军》。

故事很简单――那年头，似乎一切都很简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架苏联飞机被德寇击中，飞行员弃机跳伞，双脚受伤。他在森林里爬行了好多天，靠吃蚂蚁卵，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来。遇救时，双脚已坏死。医生将它们齐膝截去。克服种种困难后，他居然带着两条假脚，再度登机，激战蓝天。

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黄桷树下，话题骤变：孩子们一致认定，漂漂亮亮地活着，比轰轰烈烈地死去，更令人心倾神往! 于是，便想方设法，要仿效那无畏无惧的无脚飞将军。

如何仿效 参军么 虽然我们年龄不齐，但参参差差，人人都缺了不同的一段；截肢么，不知何时何日才盼得如此机遇。“走!” 也不知是憋急了的谁，振臂一呼，“到林子里练爬去!”

一帮孩子便开始练爬，或往竹林或往蕉林，爬得个个都满脸伤，满身脏，越是艰难，便越是崇拜那位苏联英雄，越是五体投地向前进，一面拼命想像着自己的双脚早巳坏死。

那段时间，军营里的日子正常得不正常了：没人偷筲箕支麻雀，没人堵烟囱，甚至对任何一块窗玻璃，都没人有雅兴去射穿……

每天傍晚，大门哨卡就会有一番热闹：放学的，背了书包急急往那儿赶；学龄前的，立在那儿拉长脖子往盘山道上望。待两拨人一会合，“乌拉!”一喊，几十只脚，相跟相随，追命般练爬去了。

那些练爬的日子，可忙煞了家属。天未擦黑，从食堂打回饭来，她们便走出户外，扯了嗓子，有板有调地唤着各家儿郎的名字，长长地，悠悠地，一声一声，歌似地往林子里递去……

终于被唤回家的未来无脚飞将军们，立即卸甲冲澡，然后立着，一声不吭。这时，家属们各自拿出棉签、小瓶儿，(不外是些酒精、红汞、紫药水，她们结了队去医疗室讨来的。)开始东一横道西一竖地往孩子身上涂。饭后，把未来无脚飞将军的泥衣泥裤扔进一个直径一米的大木盆，架块搓衣板进去，开始一边唠叨一边洗。天天这样。

我从不参加练爬。这比爸爸要求我的要容易多了。我相信，如爸爸要求的那样：只要一只耗子能活的地方，我就能活。与其练爬，不如寻条菜虫喂我那四穴黄丝小蚂蚁。

为了黄丝小蚂蚁，我平生第一次跟人打架，且大打出手，两败俱伤。原因就出在无脚飞将军身上。

终于有一天，所有练爬的孩子都已确信自己能在森林爬行三日。练爬运动胜利结束。孩子们深感成功，又顿觉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