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三，我心甘情愿地搞卫生，不但将桌椅抹净地扫好，还从家里带些旧报纸去，将我们教室那四个大玻璃窗擦得透亮透亮的。

杜老师一句也不表扬我。他问了问这题是谁为我解答的，然后对我说：“你真幸福。”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不过我从来就没有向老师提问的习惯。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幸福，那时候。但我觉得很快乐。杜老师给我的功课是很生动的，让我深深地着迷。我发现，他从来不把学生弄到办公室去，而是喜欢把学生叫到那些单杠双杠平衡木边，随随便便地，就什么话也对人讲得明明白白了。在我的读书生涯中，我再也没有见过有另一位教书的在学生面前，能有着我的杜老师那样的潇洒随便，更没有见过教书的对于学生来说，有着杜老师那样的魅力!

直到如今，我仍然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当班主任的得不到自己学生的敬重与热爱，那么，最根本的原因，一定在班主任本身。

杜老师出的题目很简单，问题很明确，可是，往往一个很小的问题，便让人不得不写出一篇文章来。比如有一次，他口述道：

有个财主死了，他留下遗嘱，将财产给了唯一的儿子。财主的二妻一妾，带了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上公堂，请包拯断案：两人都说是孩子的妈――谁得了孩子，谁就可以得一笔大遗产。包拯令人在堂上画了个石灰圈，将那孩子圈起来，道：“两妇人听了，你们各人扯住孩子一只胳膊往外拉，谁将孩子拉出圈，谁就是亲生母亲。”两人就开始拉，孩子就开始哭。他终于被一女人拉出圈来。包拯马上判出孩于归谁，并使堂上堂下，连同真假母亲都心服口服。

问：“包公是如何论证他的判决的 ”

……

有一天，我的邻座问我：“你每节课都眼睛发直想什么 全年级的人都说你是有名的掏蛋鬼，咋到了我们班却变呆了呢 ”

我告诉他我要绞尽脑汁完成别的作业，比如设想包拯如何以石灰圈断案。这事马上传了开去，大家都对那些题很感兴趣，甚至有人觉得将这类题目交给一个全校出名的坏学生做实在有些可惜，也不公平。于是有人就去问老师。

在那节班会课上，我第一次发现我的班主任也有态度非常严肃的时候。他让全班认真讨论：为什么他要给我增加一份作业，倘若我做不好，还要大搞卫生

同学们踊跃举手发言，很热心地重复各人从丁班丙班乙班听来的我的恶劣行径。一面数落，一面又有人忍不住嘿嘿笑…… 大家一致认为：老师让我多做作业，是对我的一种惩罚――就像当时流传很广的关于“毛主席在陕北农村改造二流子”的故事一样――毛主席把二流子改造好了，而我呢，到了甲班，也被改造得正在好起来。

杜老师将双手撑在讲台上，静静地听同学们讲，越听，那眉头就皱得越高。

待同学们各尽所言后，老师说话了：“我很失望。” 他说，声音很严肃，我低下头，老师走到我跟前，叫我站起来，说：“把你的语文、算术本拿出来，不不，我要的是那两个厚本子。” 他将本子接过，伸出结结实实的巴掌来，抚了一下，“请同学们往下传阅，好好看看。她是全年级个子最矮，年龄最小的学生。开学三个月多点，她就独自将两本书全学期每道习题都做完了。” 他将我从座位牵出来，牵着我跨上讲台，将我转过去，把他的双手重重按在我肩上，轻轻说：“抬起头来，我的孩子! 你好好看着你的同学们，看别人是如何诚心诚意地欣赏你的。”

教室里泛起一片越来越响的“嘿嘿”“嗬嗬”，我看见我的本子被一双双小手翻着传着捧着，心里实在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老师的话语在我头顶掷出，铿铿锵锵，越过那一片骚动的声浪：“她每天做着跟别的学生不同的功课，那不是在接受惩罚，那是一种别人没法获得的奖赏。” 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索性就横了心，抬起脑袋挺起胸，任由那泪珠儿纵情淌。

老师还说了一些别的什么。至今，我仍记得他最后的几句话：“……永远，也不要满怀热情地去记住别人的缺点。一个津津乐道别人的毛病的人，是会让自己的品德慢慢败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