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楚因为惹了什么祸，升四年级时又转了学，只记得这次宣布对我的处分之后，全校师生已不再唱《一定要解放台湾》，而是唱《社会主义好》，是快四拍的进行曲，歌词很大众化：“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我们小学生也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我们除四害。四害就是麻雀、老鼠、臭虫、苍蝇。老师说，因为我们是小学生，就只给我们分配打苍蝇的任务：三人一组，每组一天一百只，但如果能像大人那样逮着麻雀或老鼠，就更为集体争光了。打苍蝇是要评比的。组与组、班与班、年级与年级之间都纷纷开展竞赛。学校搞了块大黑板，用红色标了“灭蝇战绩日报表”。

我们离家时，兜里揣着火柴盒，手上抓着苍蝇拍；放了学就一路寻着苍蝇走。每天一大早，教室里就三人一堆三人一堆，头凑头，轮流从各自火柴盒里将战利品一只一只拈出来，有人以“一、二、三、四……”数，有人以“二、四、六、八……”数，还有陈彩红数的是“一仨二仨三仨四仨……”。 唱数之声此起彼落，教室里热闹如赶集。待班长将全部苍蝇收齐，将各小组的数字登在教室后墙的黑板报上，就将苍蝇交到学校。

每到课间休息，灭蝇战绩日报表跟前就人头攒动，议论纷纷。

学校有面流动红旗，三角形，绸子做的，用黄丝线绣着“除害英雄”四个字。红旗每月流动一次，奖给战绩最好的班，挂在教室的侧墙，神气得很。“除害英雄班”中战绩最佳的三人小组，还要在校会上介绍经验，像足了斯达哈诺夫工作者。

大家都想上台介绍经验，便都去找那些又脏又臭的地方。因为越邋遢的地方苍蝇越多，所以公共厕所简直成了阿里巴巴的山洞，总是人比苍蝇多，大家抢着打。为了那面“除害英雄”的锦旗，我们班想出的办法多极了，行不通的有，行得通的也有。

刘志刚小组用铁丝和纱布做成个漏勺，去公共厕所搞些蛆，以水冲净，放到刘奶奶一个空泡菜坛里养着，一会儿揭一次盖一会儿揭一次盖地观察，等蛆变苍蝇。可他们把半坛子蛆都变死了也没变出一只苍蝇。他爸揪着他的耳朵到学校告状，请老师对这儿子进行卫生教育。

李金玉有次不知从何处觅得个肥肥腻腻的鸭屁股，用鞋钉把它敲牢在砧板，再搬到阳光下，一个中午聚精会神，将午睡时间换出百多只苍蝇来。一试真行，她们组就天天照办……

我们班评上“除害英雄”了。授旗是件很隆重的事：全班集队排上学校大舞台，班长白衣蓝裤红领巾，跨步出列，亮了嗓宣布：“我代表四年级二班，以本月最优异的战绩，接受除害英雄的称号!” 校长就双手把旗递给班长。班长刚一展示锦旗，会场上就队鼓如雨、掌声如潮。班长就喜气洋洋领着自己的班离开。接着，全校师生再一次掌声骤起，李金玉就上台介绍她们小组“鸭屁股加砧板”的新战术。

旗往教室一挂，我们就变得人前人后精神抖搂，隔几天就打坏一只苍蝇拍。李金玉告诉我，班主任去了她们小组每个人的家，之后，三家父母各买了一块新砧板，原来用旧的，就留给她们布阵除害了。

班主任表扬了我们的干劲，又建议全班要保持从小养成的卫生习惯，要我们每天交苍蝇时不要用手拈，最好削两枝小竹签，像使筷子一样夹着苍蝇数，数完，将竹签与火柴盒一起扔进学校饭堂的煤灶里，烧掉。但是我们都嫌麻烦，反正全校都是用手指拈苍蝇，便谁都懒得削竹签子；况且，随着苍蝇死亡率的增高，小小的火柴盒很快就被淘汰。五十年代末，重庆市罕见对小件日用商品以纸盒包装，我们极难发现称手的盒子，就提个玻璃瓶，或锯节楠竹筒来装苍蝇，断断舍不得烧了的。

李金玉的经验风行两周之后，郑可成更是别出心裁，他捡条死得软软的小蛇，以鹅卵石拍烂，借螺丝刀半嵌入老槐树干裂的皮缝中，引得绿头苍蝇嗡嗡乱飞，

三人小组就兴冲冲守着树来打。第二天一早，这个小组，一人将张报纸唰地铺在桌上，另一人将半截楠竹筒“嘭地”反盖报上，那竹筒口以一纸封好，用圈橡皮筋箍在竹筒上。谁也没见过这阵势，被他们弄得糊里糊涂。郑可成就学着串街耍把戏的口吻，叫道：“哥们姐们老少爷们! 请坐的坐稳蹲的蹲稳站的站稳，让兄弟给大家露一手看好了，眼睛一眨，哎―一呀呀!” 然后右手按竹筒左手扯皮筋嘴里就轻悄脆亮，敲勾锣似地断句道，“老母鸡变――鸭!”同一时间，话音落皮筋断竹筒起，沙沙声，报上就现出金字塔状的一堆苍蝇来……

放学后，大家遵班长之嘱全留在教室。班长亲自将朝向走廊的两道门两扇窗闩好，然后四十四个人都挤到前面几排，默默地，又神秘又紧张看郑可成。平日顽皮如猴的郑可成，一本正经，要大家“以革命的名义”发誓：在我们四年级二班从校长手中再度获得“除害英雄”旗之前，绝不向任何人提及今日之事。大家就对着黑板上方的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像发誓。发完誓，郑可成就向我们传授他的新战术，还说“这就叫做蛇魂勾蝇计!” 同学们大受启发，纷纷去菜市场拾些黄蟮头、鲤鱼肠之类，寻棵树，腥哄哄糊了候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