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三给哥哥保证今后绝不叫肚子饿，恳求哥哥千万别辍学。红房子我们这一代，个个自视人中龙凤，当不当得成英雄只好看战争机会，但大学的门，是人人都瞅准要进的。哥若初中都不能毕业，父母亲不知会气成什么样。

哥不肯。我就说：“你走了，你的塔吉雅娜就没有馒头吃了。” 哥说他已想好，一去餐厅就拼命干，一转成学徒，就向领导提出每隔一天吃两顿，将定量省给她吃。我痛苦极了，哭着说： “不读书，你就写不出诗，当不成诗人了啊，哥哥!”哥哥就牵起他的衣襟给我擦泪。过了一会儿，他轻轻说： “想当诗人，最要紧的是要有诗人的气质；眼睁睁看着亲人受苦还无动于衷的人，哪里会写得出好诗，哪里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

于是我的小哥哥，就挟着他的诗人气质昂昂藏藏出门去。爸爸见了哥哥留的信气得暴跳如雷，说：“胡闹! 胡闹! 这混账儿子太胡闹! 抓回来毙了他！”

我就“咚”的一声，直挺挺跪在爸爸面前直挺挺说：“爸爸，请您不要这样对哥哥。哥哥出走的原因也有我一份，要毙您就毙我吧。” 就索性把哥哥的话来一句一句学给他听，越学就越觉得哥哥好，觉得拼着被父亲毙了也不能让他枉判了兄长的人品。最后，干脆自己判定说：“我四哥，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是我做人的榜样。” 说完，泪水就不停往下淌。

爸爸看着这个从小就到处闯祸的女儿，却并不再发怒，只是拉起来问道：“那个饭馆在什么地方 ” 我摇摇头。父亲就很耐心地说，国家是困难，但困难总会过去的。红房子的人家再艰难，也比寻常百姓的日子好过得多。说国家要建设，急需有文化有知识的生力军， 哥哥没有权力逃避读书的责任。再说，全家不会有任何人赞成哥哥的选择。爸说我们兄弟姐妹是军人的后代，他一点也不怀疑他的孩子会意志坚强相关相爱地走出困境，要我快说出哥在哪里，好趁哥还没正式上工，找将回来读书。

近近地，我看见父亲也瘦得很厉害，脸上手上，每一处棱角都显得太过锋锐。可是我真不知道哥哥跑哪儿去了。

三个月后，哥哥有信来了，厚厚的，写了五张纸。父亲阅毕，低声骂了句“混账儿子!”信扔到一边。过一会儿，点燃板烟丝，又重新拿起那封信，看得很慢。烟斗被吸得丝丝响，那朵红光明明暗暗，就像父亲眼中的怒火。

我叫妹妹去偷看。她钻进爸爸臂弯又跑回来，摇摇头悄悄说：“四哥的信像天书，我只看得明白‘亲爱的爸爸’和‘亲爱的妈妈’几个字。” 唉，我小哥哥的字跟他的普通话一样令人头疼――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写信回家，居然他就天天写。

起初父亲每读一封就骂一句“混账儿子”，后来渐渐不骂，后来全家出发到哥哥的宿舍吃团圆饭。

我拼命吃，吃了很多肉很多饭，回家又喝了很多水。那年头，无论哪个饭馆哪个家，谁烧的菜都重重下盐，因为菜做咸了不仅耐吃，而且吃完口渴了多灌些水到肠里胃里，就不会那么快又空得发慌。但我那天实在吃得太多也喝得太多，就别说躺，连坐着都难受，于是深更夜半赤了脚，在两边楼梯一层到三层左上右落来回折腾，心想下次可再不要这般贪吃了。但每到下次，我又将自己撑得坐立不安。

哥哥去的那个饭馆在重庆闻名遐迩，叫“冠生园”。是公私合营前上海老板在解放碑开的一间分店，所以菜式都很有传统的淮扬风味。然而冠生园最获盛誉的还是点心，尤其绿豆糕。我四哥才进去一百多个日子，人就长好了：不但皮带少扣了两个眼儿，就脸上都开始有了红晕；但他很快又把自己折磨瘦了。我发现他那双瘦得变大了的眼里有一抹久久融化不去的伤痛――因为红房子的塔吉雅娜不肯低下那颗骄傲的头，走进冠生园那间排列着双层架子床的集体宿舍。她原封不动，让我将附着长诗的那盒绿豆糕拎走，说：“我要的是你哥哥的诗，不是冠生园的肉。” 我指指那封她那纤纤素手拆都不屑拆的信，虽然按哥吩咐一言不发，但心中已是忿忿。她伸出一根细长流畅的食指在信封上徐徐滑过，叹息道：“你哥哥从前充满诗人的气质，想不到现在落得跟下里巴人为伍……。” 我听出她的音调已经含了浓浓的苦涩，还有沉甸甸的惋惜在那双长长的、杏形的眼睛眈眈留连，就知道自己是什么话都不可以说的了。

……粮食更紧张了，冠生园的职工再不可以领家属回宿舍吃饭。四哥说，他当厨工的使命彻底完成了。他决定去新疆，因为新疆与苏联接壤，更靠近普希金的故园。当时王震主管的新疆军区建设兵团来四川招人，哥哥带我去看。

招兵旗下围着一大群年轻人。招兵的军官皮肤色调厚重如熟铜，又沉稳又幽默正介绍着新疆，说的是戈壁如何广漠草原如何美丽，说垦荒如何艰辛战士如何优秀，说祖国多么需要，说前景多么美好……。四哥报了名，去农一师所在的阿克苏。他认为那种严酷辽阔能使生命变得壮丽的地方才是养育诗人的摇篮，他要去那儿开创事业，去那儿寻找爱情，说只有让西北的太阳晒过西北的大风吹过的姑娘，才足以完全领略一个诗人的情怀。

我们把那个月全家的肉票油票糖票副食品票变成一桌盛筵，父亲为四哥把酒送行，称赞他“好男儿志在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