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你今天最后一个访者吗？

我得告诉你这件事了，它是我父亲、贺叔叔、我、我母亲，我们生活中标着最醒目记号的事。就是那个耳光。我或许已经提到过，或许没有。

我印象中，我父亲和贺叔叔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朋友。离不开是他们友情的根本。比“好”、“亲密”要深沉得多，类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从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观点来看，人和一切生物间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投资，一切生命间被视为价值的，是可开发可投资的潜能。友情和爱情，都是以开发和投资为主导的。

你们都知道中国内地1966年到1976发生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前面要加上“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没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个巨型卡通片，亿万人的动作、行走、挥拳头都特征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来由和逻辑。

既然你们大致了解“文革”中的中国人干了些什么，我就不多介绍。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两个细部，给你看――是个傍晚，很好的一个傍晚。初夏的风哆嗦着白杨叶片。批斗会的标语从一棵杨树牵到另一棵杨树上，组成一个牌楼状。贺一骑三个字被缚在红色歪斜的十字架上。场景就是这样。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反动作家”。

批判会场是木板搭成的临时舞台，没人可斗时它也不荒着，十五六岁或五六十岁的红卫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这样一个舞台。这样高高架在“艺术家协会”红砖大楼的门口。贺叔叔胸前垂吊着有他名字的木牌，长久地鞠躬。被他领导过的艺术家们一个个上台去，朗读讲稿，不断伸出食指，指向舞台中央的贺叔叔。贺叔叔仍是他几年前在朗诵会上的那身海军蓝，纽扣丢了两颗，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涂黑一片。干净笔直的头路没了。

一半留发，一半剃秃。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观众。常常是观众。看歌舞，看演说，看人兑换毛主席像章。飞机制造厂停工，有足够的铝去铸像章，越铸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现在看着贺叔叔仅剩的头发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个陌生者，他忽然看见了观众中的十五岁少女。是我。他不知道这少女该不该来观看。他还想对她笑一下，表示他并不和人们一般见识。不那么大不了。他没能做到，给我看到的是那满腹委屈满心屈辱。他没看见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里。那只手捏着兜里掖藏的几页批判稿，像当年贺叔叔的手抚摸着我爸爸替他写的小说，横竖拔不出来。不少作家都“造反”了，花白头发，肚子微腆，臂上套着红卫兵袖章。他们爬上舞台，如京剧中老生那样抖抖的指头将贺一骑数落着。

许多崇拜贺一骑的读者们特地赶来，从远郊来的人自行车上蒙一层厚尘如出土文物。崇拜者们聆听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念批判稿。贺一骑也好，作家们也好，从此都卸了妆。如此地当着大庭广众，在舞台上隆重地一点一点地卸妆。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站在一堆，也戴红袖章，却不好好地戴到位置上，让它耷拉到袖管口。我讲过我爸爸一向的装束：料子是祖母遗留的，设计是他自己的。总是与他存在的时间、空间有一点差错。已经不伦不类，再加一个位置不对的造反派红袖章。他既不愿意放弃个性建树，印象的制造，又企图同化于集体。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样子，面色苍白，神经质地眨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