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有个秘密。

我知道莎拉·冈卡兹出生在波兰，是十一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而且她是一个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我有一个姨妈还活着，但我们曾经庞大的家庭里其他人的情况，甚至包括他们的名字我却都一无所知。

在我母亲少有的几次回顾过去的时候，她会告诉我们她是作为一个英俊的美国士兵的新娘来到美国开始新生活的。我喜欢听她的故事，尤其是因为我的哥哥们和我在故事里是主角。可当时还是孩子的我，对这个故事也不尽信。我母亲用一个完美的结局替代了一个未讲述的故事。从幸存者莎拉到幸福的美国家庭主妇和母亲莎拉，如此迅速、如此完全的转变看上去是不可能的。就好像她在1939年被外星人掳去，然后1946年在纽约安了家。

过去的莎拉去过什么地方？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的手臂上为什么没有被刺上一个号码呢？

我无人可问。我从未跟我的哥哥们或我的父亲谈过这个话题。在这些问题提出之前，母亲的沉默似乎就能够把它们全部吞没。如果有人――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或一个不小心的亲戚――偶尔误入了这个禁区，问起了莎拉在战争期间的事情，她会把脸转过去，好像她刚刚被人扇了一记耳光。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拒绝谈往事，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很愿意倾听。我有些朋友，他们的父母能够不停地说过去的事情。够多了，我的朋友会说，我们已厌倦了扮演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玛莉莎·穆勒的畅销作品《安妮的日记》的主人公，为荷兰犹太少女。――译者注。

我仔细看过她梳妆台上的旧照片，它们是黑白的，静静地像哨兵一样站在那儿。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一张年轻莎拉的漂亮的侧面像，她正凝视着一个年纪更大点的女子：“我的朋友艾拉·格特纳。”我的母亲告诉我，可是她没有告诉我细节。她们在哪儿认识的？后来艾拉·格特纳怎么样了？莎拉浓密而富有光泽的头发如瀑布般垂在背上，高高的颧骨折射着光芒，就像我最喜欢的凯瑟琳·赫本（Katherine Hepburn）、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莫伊拉·希勒（Moira Shearer）和艾琳·邓恩（Irene Dunne）演的老电影里让人无法不着迷的天真少女一样。艾拉与之相比就没那么漂亮了，但是她的帽子翘起的样子却颇有些大胆和老成，而且她与我母亲交织的眼神非常迷人。

当然了，尽管莎拉尽了最大努力，她却无法在我们的现在和她的过去之间建起一座无法穿透的墙，一层雾不知不觉地渗入了进来。1961年在电视播放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时，她坐在电视机前，接连看了好几个小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她读了所有有关大屠杀的书，看了所有有关大屠杀的电影，每年大屠杀的纪念日她都会纪念，只不过默默地，私底下地，好像我不在旁边看着一样。

我以为等我也做了母亲她也许会让步。我决定了，等我的孩子大到会提问题时，我们就试试。后来我的女儿准备一个有关家庭历史的学校作业时，想采访她的外祖父母。当时的场景非常理想：我们很舒服地在我爸妈的客厅里坐着，碗洗好了也放好了，沙发的靠垫也弄平整了，玩具也收拾好放在柜子里。我的父亲非常合作，他对三十年代纽约的回忆形象生动，令人遐想。轮到莎拉时，她开始坐立不安起来，扭来扭去找不到一个舒适的位置。她讲了几件无关紧要的轶事，比如她唯一的绒布娃娃玩具，她的朋友圈，以及她们的学校制服等。这些我都听过。但是那时候她的不适开始剧烈起来；一直困扰她的关节炎和腰疼打断了她，她只得站起来，四处走走，这样她暂时的、慌乱的回忆停了下来。她守住了她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