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在1991年的一天结束了。那天将永远改变我眼中的她，同时也将永远改变我的生活。

莎拉正要住进医院，她前一个周末是在我家度过的。她在以色列旅行时新的症状变得严重起来。突然之间耶路撒冷的山变得太陡了，她爬不动了。回到纽约后她得知她需要进行三重心脏搭桥手术。

她时年六十七岁，戒烟后的第一个星期她十分痛苦，而且她的手因为没有往常的香烟，看起来空空的。我看得出来她准备说再见了。那是一个优美的夏日，我们刚刚吃好午饭，我正一人独坐着。她走出来，坐在我身旁。我看见她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纸板盒子，这盒子以前是装我旧时玩过的快速拼字游戏的。

她把盒子端给我，说：“这应该是你的。”

她的珠宝，我想。

不是的。我在盒子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很旧的褐色皮制文件夹，如一本平装本书大小。里面是数百封信、明信片和纸片，一些字写得小而挤，很难辨认，一些则是漂亮的斜体字，还有一些是用钝头铅笔在不规则的纸片上匆匆写就，所有的这些都细心地收好了。“这些是我在集中营的信。”她说，并把它们在我面前摊开。明信片和信还有照片铺满了桌子，旧纸张的味道升腾起来，弥漫在夏天的空气中。

“你想知道什么？”我的母亲问道。

于是我开始问了。

问题一个个胡乱地冒了出来。她去过什么地方？谁写的这些信？她怎么保存下来的？这些人现在在哪？我的母亲尽她所能地回答我，她的声音里是久未提起的人名和地名。

很快她就累了。我们一起把这些信件放回到保存它们如此之久的盒子里――不过现在这个盒子是我的了。

我母亲的信不仅仅填充了她过去的地图的一个空白，它们还带来了鲜活的她――还是个少女的我的母亲――它们同时把我们的亲人们从阴影中带了出来，在战争中逝去的外祖父母、姨妈们、舅舅们和表亲们。

这些信件是由八十多个不同的人所写。它们讲述了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以及一个由政府精心组织、企业支持的奴隶体制的故事。只有最初的几张明信片是用波兰语写的；其余的通信都是用德语写的，只有极少的捷克语和依地语。有些标记看来十分明显，如“Z”形的签章，表明曾被检查员审阅（德语的审阅是zensiert）过，但其他的则需要认真研究才知道它们后面的秘密。其中有几十封漂亮的手绘生日卡，有些上面写着诗和奇特的花以及儿童的图案。我委托他人把它们译成英文。我非常没有耐心；每件译稿的到来都让我十分激动，好像这些信件是昨天才写的，而且是写给我的。我发现了艾拉·格特纳的信，她的笔迹醒目独特，一如她的照片。还有几封偷偷带进集中营的情书，是由一个叫哈利的追求者写的，我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我仍住在布鲁克林的罗斯姨妈，也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了。而我母亲梳妆台上褪色的照片，现在也焕发出盎然生机。

我母亲和我一起读着这些信。她几乎和我一样需要看英文版本；战争结束后，她能流利地说和书写德语，而且除了自己的两门母语波兰语和依地语外，还略知一点俄语和捷克语。但在1946年她就不说这些语言了。她的波兰语和德语能力已经退化到阅读都有很大困难了，况且她生硬的翻译还受到情绪的阻碍。听着她熟悉的声音发着那些奇怪的音节，我感觉就像是有人施了古怪的法术，假冒了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