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的勇气和胆量堪比一个档案保管员的本能。五年以来，冒着遭受严厉惩罚的危险，她把所有的信件都藏好，不让集中营的守卫发现。通过创建一份自己苦难的纪实写录，她同时也是在延续着一个亘古即有的为群体灾难做编年记载的传统，这个传统可追溯至古老的《圣经》。在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区和集中营里，人们书写着，保留着第一手的见证和其他文件。人们举行比赛鼓励个人编年史和日记的撰写。“兄弟们，写下你的一切所见所闻吧，”历史学家西蒙·都布诺（Simon Dubnow）在离开里加（Riga）的犹太人区时这样呼吁。“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在埋在华沙犹太人区的牛奶罐里，在扔在奥斯维辛悲惨的土地上的容器里，档案被细心地藏了起来。与战后许多目击证人的证词形成反差的是，这些原始材料不会受到捉摸不定的记忆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的创建者已然逝世，而它们却依然留在世间。

莎拉的信件就是点滴的时间，是自发的倾吐，带着走形的真实生活，它们的情感是真切的，未加过滤的。它们从未触及世界大事。由于不联系背景就无法阅读，我在讲述我妈妈的故事时加了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德军的前进和美国的参战，意大利的勾结和背叛，争夺太平洋的战役――从未有通讯记者提到过这些，他们也不见得对这些故事有多知晓。他们只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有有限的观察力。这是一个充满了隐晦的谣言和不确定的祈祷的世界。这些私人信件编织的是一个战争的情感史，一个交杂着恐惧、寂寞和绝望的复杂的赋格曲，总是会回到明天的希望的主旋律上。

“你知道我为什么写这么多吗？因为只要你在阅读，我们就在一起。”她的姐姐瑞泽尔·冈卡兹如此写道。一纸书信，承载的却是鲜活的亲情。一旦莎拉得到了这些信，她就必须留着它们，因为给莎拉信的就是她所爱的人，就是爱她的朋友和家人。所以她在列队时把信藏起来，把它们交给信任的朋友，把它们扔到房子底下，甚至把它们埋在地里。保留这些书写的文字――这一点就足以让她轻易地丧命――与挽救她自己的生命有着直接的、不可分开的联系。我开始理解她的逻辑了：她为保留信件所冒的险与她失去信件后面临的终极危险是无法相比的，因为那样的话，她将会失去活下去的动力。

我从许多幸存者那里听说过关于家里来信的辛酸的故事。我母亲的朋友萨腊在解放后染上了严重的伤寒，于是把她的信件委托给了一个几乎不相识的人，此人许诺在她住院期间会妥善保管信件。医生们告诉萨腊，她在谵语状态时曾不停地跳起来狂乱地在床底下找她的信。当她身体复原后，那个人却已不知所踪，她的信自然也就不见了。丹柯，一个七十好几的女士，在告诉我解放后她的旧箱子被俄军士兵偷走时，看上去就像一个年轻的女孩，泪水在眼睛里打转。因为她的旧箱子里装的是她的父母写给她的信，以及她在战争期间写下的诗句。“他们以为里面有什么呀？”她伤心地哭着。珠希在一次恐怖的集中营检查时失去了她的信件，当她看见1944年写给我母亲的生日卡上自己的字迹时，她简直不敢相信：“你母亲是怎么做到的？”她惊异地问，“你怎么会有这些的？看看，你母亲是多么聪明，多么勇敢！”

在初次发现母亲的信件十年后，我们有过一次热烈的家庭辩论，有关我们是自己留着这些原始的信件，还是把它们托付给图书馆。为了表明他的看法，我的父亲说他也有一箱子信：他在战时与他的朋友及家人的通信。“它可比芭比（Bubbe）作者的昵称。――译者注的要大。”他自豪地说。

这个箱子确实更大。里面有我父亲写给他的兄弟和姐姐的热情洋溢、充满乐观的报告，也有写给他军队里的好友的信，甚至还有他打给我奶奶的调皮的电报，讲的是他的婚礼计划。正当我着手给这些新来的文件分类时，我发现了另外五十六封信，是在战争期间写给我母亲的。其中十二封来自艾拉·格特纳。

同时还有一份真真正正的宝物：我母亲从1949年10月开始记的日记。在这之前，我对年轻的她的认识仅仅来自于她的朋友和家人的信件，以及她的回忆。但是现在莎拉来到了舞台的中间，记录着她五年历程头几个星期的点滴。我看见了十六岁的她，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盯着眼前陌生的场景，估量着自己的将来，心里很敏锐地感觉到自己需要什么东西，可是无法明白说出来。

很多年后，我问我母亲那天她把信件交给我时，她心里有什么期望。“没什么特别的，”她说，“我不想你以后才找到它们。我希望你能亲手从我这里拿到这些信，得到我的祝福。这样的话，我能告诉你我想要什么，告诉你你想怎么处理它们都可以。这就是我把它们给你的原因。”

我并非第一个在父母痛苦的回忆后面追寻隐藏的真相的孩子；也不是第一个不得已感到过去长长的阴影是如何影响我自己的身份和信仰的――这可以给我稍许安慰。这对我们两人而言都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虽然执笔的人是我。这些信让我们懂得了母亲和女儿的关系，教会了我们友谊和笑声的力量，以及在最不寻常的条件下，生命和爱的执着。

这，便是我母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