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停地聊着。她容忍了我的问题和我的录音机，告诉我一件又一件事情，仿佛分享她的记忆的限制从未存在过一样。她是第一次讲这些故事，而我则是个饥渴的倾听者。

在我想象中，母亲作为囚犯在一个纳粹集中营里经历了相对较短的苦难，可结果却是几乎长达五年的、在七个不同的劳动营的奴役（在此书附录里有莎拉的七个集中营的完全列表）。她是来自波兰西部约五万奴隶――年轻健康的犹太男女――中的一员。他们是施梅尔特组织（Organization Schmelt）手中的珍贵财产，这个组织是纳粹入侵波兰后不久成立的，为纳粹党卫军纳粹党卫军又称为SS，即Schutzstaffel。――译者注的分支。

战争的最初几年里产生了数以百计的劳动营，往往隶属于德国企业拥有的建筑项目或工厂，条件不一而足，不过在莎拉的集中营里，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从家里带来的。与奥斯维辛的囚犯不一样的是，这些人身上没有被刺上号码。这些犹太人是要留着性命的，至少要完成当日的工作。他们被迫与自己所爱的人分离，他们挨着饿，在无法想象的条件下进行超长时间的劳作，他们睡在人满为患、缺乏供热和换气设备的木头房子里，而且他们时刻活在恐惧中――但是纳粹却为他们传送邮件。信件和包裹都是允许的，甚至是提倡的，好像他们不是囚犯，而是第一次离开家去野营的人，而纳粹们也愿意告诉那些焦虑的父母们一切都好。不过到了1943年夏天，所有的普通邮件全停了。

施梅尔特组织在历史上是个并不重要的脚注。相对而言，关于纳粹官僚和犹太领导人以及德国企业的合作关系较少见诸文字。正是这种关系把成千上万的人从波兰上西里西亚东部（Eastern Upper Silesian）地区诱拐而来。甚至很少有书提过阿尔布莱切特·施梅尔特（Albrecht Schmelt）的名字，他是该组织的总建筑师，这个迅速扩张的奴隶贸易让他发家致富，也藉他而得名。能接受邮件的犹太人劳动营的存在几乎无人知晓，它们的具体方位也几乎被遗忘――除了那些曾在那儿被囚禁过的人们。

这也并不让人觉得奇怪：倘若要描写这些筑建在地狱外沿而不是地狱中心的地方，可能会影响世人对奥斯维辛伤痛之地的了解。在施梅尔特的集中营里，没有毒气室，没有焚尸场，也没有人数众多、形同鬼魅的玛索尔人（Musselmen），他们是奥斯维辛常见的行尸走肉，在奥斯维辛，人平均的存活时间是三个月。

因为死亡集中营的条件要恶劣许多，有时甚至在幸存者之间不经意地会有一种攀比意识。“噢，你的母亲在劳动营啊。”一个幸存者告诉我，不以为然地挥挥她的胳膊，正好足以让我看见她前臂上刺的数字。我当时在给她看母亲的一些信。“我在奥斯维辛，”她大声说道，“在奥斯维辛我们绝无可能有那样的信件。”她在匈牙利的家里一直待到1944年，她大部分的家人都幸存了下来。我问她在奥斯维辛待了多久。“四天。”她淡淡地说。

在奥斯维辛待了四天……在七个不同的劳动营待了五年。我的母亲失去了她的父母、姐姐、哥哥、外甥和外甥女、表亲：她失去了大家庭中至少四十个成员。我不想比较。有些苦难的深度是无法测量的。

我更欣赏谈到这个话题时莎拉和她的朋友们发出的沙哑的笑声。“我父亲很有钱的，他把我送到营里住了两年！”喝咖啡时古希亚吹嘘说，笑着敲着桌子。“哈！”莎拉嘲笑地哼了一声，“我的父亲比你父亲有钱多了――他把我送到营里住了整整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