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莎拉，你来信中说你已是一个不同的人了。真的，我们希望看见一个不同的你，而且你知道应该在哪方面不同。

差不多了！我还有什么可以跟你说呢？你知道，这里的情况总是一如往常。谢谢上帝，我们都很健康，而且如果我们能挣一点钱，没有烦恼，如果布利玛也能找到事情做的话，那么我们也许能给你一些帮助。我们都希望上帝没有抛弃我们，人不应该失去信念。

瑞泽尔

当几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收到来自杰帕斯多夫的信时，瑞泽尔开始害怕了。为了防止她的一些波兰语信件被审查官们丢弃，之后她一直都用德语写信。

不论是什么原因耽搁了，她的更多来信的要求还是让莎拉很难过。

索斯诺维克

1941年1月6日

最亲爱的莎拉！

我们的痛苦无以言表。你怎么可以这么长的时间忽视我们，不给我们写信呢？别人会以为你会试着写信，可是不是这样的！记住有上帝，记住要写信，不然我们会疯掉的。有好多天了，我们一直担心你身上可能发生的事情。你不会病了吧？不管怎样，请尽快给我们写信，因为我们已经疯掉了，担心得夜不能寐了。

莎拉！我必须再次警告你，莎拉，以我们亲爱的父母的名义，尤其是我们亲爱的母亲，她晚上总是哭个不停……

再一次，记住有上帝。赶快来信。

瑞泽尔

从家里带来的邮票和明信片莎拉早已用完了，克罗仁伯格又给了她一些。但即使她有一千张纸，她写的信也是不够的。瑞泽尔指责她倒是挺轻巧的，好像从一个管理严格的劳动营寄信就是桩简单的事情，在纸上写好，拦下邮递员，就跟以前家里一样。其实不然，寄信其实面临着数不清的危险：劳动营的审查官，索斯诺维克邮政局更多的审查官，一个反复无常的劳动营官员的某次心血来潮――他没收了她一张珍贵的明信片为的就是折磨她，或者规章制度上的改变，减少了每月邮件的定额。即使邮件抵达了索斯诺维克，它还可能消失在长老会办公室，或被一个粗心大意的邮递员给毁了。

她恳求多一些理解，但瑞泽尔毫不动摇。“如果你不写信，一切都会失去的。”她警告说。她们两人都应该努力消除年迈父母的痛苦，同时坚守她们的信念，她们再怎么努力地这样做也不为过。

瑞泽尔猜得没错：莎拉在尽可能多的寄信，通常是两个星期一封，但并非每封信都是寄给家里的。她决定把宝贵的邮件定额的一部分留给她的朋友们。她们同样渴望和她交流，但莎拉能容忍瑞泽尔几乎是无法让人忍受地提醒她父母悲惨的境地，并不是因为朋友们的缘故。这是为了她自己的心智正常：她盼望能轻松地和她的朋友们交流，偶尔说些闲话和琐事，盼望听到她们愉快地叙述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她需要与她们通信。这是她和瑞泽尔通信的调剂之物，因为瑞泽尔的信总是能刺痛她一两下，给她留下一些内疚之情。

她最亲近的朋友们――就是十月份那些陪她去火车站的朋友――和莎拉家里走得很近，她们知道她们的存在能给她的父母些许的安慰。

索斯诺维克

1941年1月20日

亲爱的莎拉：

我们看到了你寄给你父母的明信片。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写点什么呢？难道你没有收到我们的信吗？你那儿有什么新鲜事，你都在忙些什么？我们这里没什么特别的，时间过得很快，就和平常一样。只不过我们都想你，我们很想看到你，想知道你今天是什么样子。我们很乐意去寄给你那张你想要的照片，我们已经和你父母说过了。我们所有人都拍了相片，但是等你回家看到我们的时候，你一定会笑个不停的，因为每个人拍得都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