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我祖父投资教育的唯一一个儿子，读财会专业，出来好做事。报纸上天天都有招财会的广告。我祖父贫贱惯了，一分钱学费都不能在我父亲头上白花。学其他的，都可能白花。父亲学完财会很不走运，那年各校的财会毕业生大丰收，华人公司里的出纳位置都是一个坑三人填。他听说接着念书可以白花学校的钱。只要不花他父亲的钱，他不反对一个个学位念下去。这样，他学出了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后。他突然觉得他懂了华人在美国为什么混得那么惨。那不赖他们；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愚盲。父亲那时知道一个叫马克思的犹太经济学家，他很喜欢他著《资本论》的文采。

好，我的家史就说到这儿。

我母亲去世时，我十二岁。那年父亲的朋友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做政治经济学教授。我父亲到了上海之后，在男女方面才开窍。其实上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各国在上海的租界里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风化也只能管到某条大街之内，而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图总是留下死角和夹缝。所以我父亲一来上海，才发现自己在风月方面是运道很好的人。

他最终挑了个年纪仅比我大六岁的女人。他们结婚时我十六岁。在娶这个女人之前我们有过无数次失败的长谈。等他的小夫人住进来，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处滚动着她的话梅核、五香豆壳的时候，我便威胁父亲要住到学校去。那时我还在念高中。我指着父亲的小夫人骂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点儿也不觉得我在骂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我把这句话大声小声骂了好几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见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会向父亲讹诈，逼出一笔钱来；看见她坐轿车出去，等车一回来，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几条马路兜风也好。

1938年之后，我乘车兜风时，常看见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背着杂货箱串门卖货的犹太瘪三。这是我活到二十岁见过的最凄切的面孔。因为他们一点儿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还希望你千万别看到他不体面的西装和集中营的发式。我突然觉得冬天的灰色黄昏中那些苍白面孔击中了我，击中了我心里一块从未发现的伤。

彼得的面孔跟他们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动人的一张。就在他头一次站在领救济餐的长队中，向一大锅卷心菜洋葱汤移动时，我提着箱子、脸盆从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让你这个上海小女人赢一记吧，我想。你这个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头油、喷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搬出家门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我是想做个好样子给父亲和小继母凯瑟琳看看。我要让他们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还要谈政治经济救国，连我都要羞死。我退出我们家的政治经济就是让他们明白高尚不分先后，自立老少咸宜。我将自给自足，挣到去美国继续学业的船票钱。

对我来说，理想的职位是不需要踩着钟点上下班的那种。更理想的是你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做白日梦。我有两个选择：到一家高级餐厅去弹钢琴，或去一个阔佬家私授儿童芭蕾或者钢琴。但我马上发现私授芭蕾、钢琴并不逍遥，男主人像所有恶俗罗曼蒂克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上来就动女家教的坏脑筋，而女主人都是读这种罗曼蒂克小说长大的，严防自己成为这类故事的牺牲者，因此对于私授芭蕾的女家教上来就满怀敌意。做了三个月，我辞职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