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的一个傍晚，我从静安寺街上的一个英国豪宅里走了出来，从那个女主人的蓝灰色眼睛里面“滚出去”了。在这之前我用英国人十分鄙视的美国唐人街英语说她的女儿一边屁股蛋比另一边大，没法学最基本的芭蕾招式。她叫一个中国用人把工钱给我，叫另一个中国用人到马路上去为我叫黄包车，又叫第三个用人去清点一下她女儿卧室的东西，看看少了什么长丝袜或缎发带没有。我往门外走时，她又把我叫住，“请”我走侧边的门。之所以设正门和侧门，就为了主仆永远不会肌肤相蹭或撞个满怀。她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繁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

我让车夫把我拉到徐家汇。在马路上晃荡一会儿，走过一家法国餐馆，又走了回去，因为支在门口的黑板上除了当晚的特例菜还有一则招聘广告。这条马路是我父亲常来的，他特别喜欢附近的一家图书馆。这一年他从学校请了长假，为了著一部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和政治互动的书。其实他是在和小夫人谈判，要去内地的西南联大。这是一家新开张的餐馆，两年多以前这里还是一家诊所，躺满了缺胳膊少腿的中国抗日勇士。

走进去时，一个瘦削的身影已经在钢琴前面弹奏。肖邦的《蜜蜂》。他一面弹一面向周围张望，这样轻松的弹奏只能让他当音阶练习。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西服笔挺的黑发黑髯男子。法国人，或半个法国人，另一半大概是阿尔及利亚人。半法国老板听得无动于衷，目光流星一样不断向几个坐着的客人的餐桌陨落。在钢琴左边，坐了五个男人，一律的难民面容。到了这会儿，上海人对救济餐喂出来的半饥半饱的难民辨识力都很好。

我跟半法国人用英文交谈了几句。他用差劲的英语说我现在就可以坐到琴凳上去。我说正弹奏的这只曲子还没完，他大声说完不完他一句话。

坐成一排的五个男人全部朝我们瞪着眼，全像瞪着一块巨大而无形的肉，或者（来得实惠些）一块巨大而无形的面包。他们静默地坐在那里，其实早已撕咬成一团，结果一只横飞出来的母猫一口叨住面包的边角。你们真该看看他们的脸。

五个人中的一个忍不住了，站起来叫我坐到第六个候考生的位置上。一看我的样子就是那种无是生非从家里出来找事做的女人：一条墨绿色低领口连衣裙，虽然是美国旧货店里来的，但它毕竟是阔佬的垃圾，质地上乘，我伯母才穿了一个圣诞就连同一堆阔佬们的垃圾用海运寄给我了。还有就是我的态度：逍遥自在，去留两可。这是半法国人最中意的一点，也是六个犹太瘪三即便变成肖邦本人也敌不过我的一点。

半法国人正要还击那个抗议者。我笑笑说，插队是我们中国人的坏习惯，我愿意改正。于是我抓起挂在椅背上的小皮包和大衣，准备往第六位候补生的位置上走。那束目光再次过来。这个瞬间我正好离钢琴不到一步，在弹琴人的右侧。

不知为什么，我心乱了，是一时间想到许多很不具体的悲哀事物的那种乱，似乎包括我那个被消防龙头的淋浴冲得蹲下的祖父。就像眼前这六位，抖掉头上的消毒药粉，立刻满城钻营，报上登的“此房不对难民出租”，某某职位“欢迎应聘，难民除外”都挡不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