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寒料峭。响应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号召，绥德分区动员的佳吴绥米清五县移民大军，川流不息地向延安周围涌来，清涧县石嘴驿区王家堡的王再朝一家，也夹杂其中。

王再朝老汉是个明白人，一眼看到底，老家山高沟窄，人稠地薄，养活眼下这几口人，还凑合，再过二三十年，到孙子辈就不行了，不如趁移民政策，在南老山再安插上一个点，脚踩两只船，互相有个照应。于是他对村长有言在先：烂窑不卖，薄田不退，出去如果不顺意，还回老窝来。那时的移民，一级给一级下有硬任务，好不容易动员通一户，怕他再反悔，村长便满口应承。

王家其实没移远，拖儿带女，两天路程就来到邻近的延川县，离城十五里，有个郭家沟，地处小沟与站川的交汇处，院子里就可听到站川河潺潺的水响。几户人种三架大山和二十来垧川水地，地广人稀，正是王家的用武之地。

岁月不饶人，当王再朝老汉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大儿子王玉德闪上来了，个头不高，一份好苦，睁开眼到再上炕睡觉，手脚不停一阵，耕一天地，回家还捎一大捆柴，连阴天，别的受苦人睡乏觉，他却担土垫圈，滑倒了，爬起来，再担。更让王再朝欣慰的是，玉德忠厚善良，待人实在，变工、帮工，运盐、支前，从不知道耍奸溜滑，老户们都攀着和他搭伴，不几年就拜下十来个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拜识”。有了能撑得起门面的替手，王再朝就退居二线，家政托予大儿。

王玉德没有辜负乃父的厚望，他主持家务，舍得使力，舍得出粮，也舍得花钱，十几年间，送老父上山，二弟玉宽和三弟玉富的婚事，都是他一手操办，事情过得排场体面，等把二弟打发回清涧老家，让三弟在舍和沟教上书，他多年苦心积攒的家当也耗费殆尽，还累出一身病。此后，他吃苦耐劳的优势开始锐减，光景渐趋衰落。

尘世上好像没有“公平”二字。王玉德夫妻至老膝下无儿无女，而返回老家的玉宽却连生几个孩子，食难饱肚，衣难蔽体，两口子日夜为难以抚养他们成人而熬煎，万般无奈，想到了把孩子给人，给谁呢，按陕北的习俗，优先考虑本家，玉宽先征求大哥的意见，玉德呢，年近不惑，以后总得有个依托，能抱养自己兄弟的孩子，当然再好不过，毕竟是一架山上下来的，还有，自己带上一个，起码可减轻老二的一份负担。在商量抚养哪一个时，两兄弟各有己见，玉德坚持认为：古人有话，光景行不行，长子不顶门，抱上个小的就是了；玉宽则强调，亲兄弟，不要分什么长次，把大小子卫儿抱过来，省得嫂子擦屎端尿。领受了玉宽的一片诚心，玉德答应让卫儿来延川，户口落在自己名下。

1957年的仲冬，大自然的严寒更甚于政治形势的冷峻。玉宽领上七岁的卫儿，在凛冽的寒风中，踏上第二次移民的途程。卫儿太小了，一百七十里老光子路，靠他那两条短腿把，一小步一小步往前挪，别说生他的玉宽看着心里难受，连过路人瞧见也怪心疼。可卫儿又太大了，要再小上个四五岁，当老子的将他往拿粪兜子里一放，挂在脖颈上，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累是累一点，但比眼睁睁地看着儿子顶寒风朝前移，心里要好受得多。

第二天傍黑，玉宽和卫儿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来到玉德家。玉德此时的光景，虽不如从前，但较之玉宽，显然强得多。嫂子李桂珍，见领来了侄儿——以后的儿子，喜得眉开眼笑，擀白面，调酱汤，荷包蛋嫩黄嫩黄，油炸葱丝喷香喷香，吃得父子俩汗水直淌。晚上，向西的两孔石窑，老兄弟俩顶一孔，她和卫儿睡一孔。麻油灯下，卫儿那黧黑的圆脸庞，睡梦中小嘴还在嚼着，嘴角泛出涎水，李桂珍惬意地笑了。有了儿，就有了指望，再苦再累，也得把孩子抚养成人，王家也要出个当官的，就像文安驿的曹区长，衫子上缀着四个口袋，裤子缝上也开两个，走起路，手背在背后，连村长都教训。至于让卫儿长大以后，荣登中国文坛的最高奖赏——茅盾文学奖的榜首，这位善良的农村婆姨，根本无从设想。她不懂文学为何物，也不知道茅盾是何许人，更不指望儿子长大写书，靠那还能吃饱饭？